■陈英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时，一个剧组急招群众演员。剧本名为《月儿弯弯》，一天报酬20元。许多人都报了名，由于好奇，我也报了名。一个头脸毛蓬蓬的中年人记下了我的姓名，还给了一张名片，说是第二天就去拍摄点。当晚，我在兴奋中度过，夜里，还作了一回主角梦。第二天，我起得比太阳还早，拍摄点设在园林局里。我赶到拍摄现场，由于太早了，来的人不多。几个群众演员等在门口，见我迎面走来，都仔细地盯着看，大概把我当成主角或导演，但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什么，就把视线移开了。不久，远处来了个光头，走起路来一摆一摆很老练的样子，一走近门口，就挥了挥手让大家进去。这人头皮光光的，白一道紫一道，像睡觉不小心被狗咬了一样。群众演员在表演前跟在旁边是剧组的累赘，这时秋风正紧，一帮人站的站，蹲的蹲，无聊地聚在湖边聊天。终于开拍了，整个戏就在一所70年代的洋房里拍的。“一、二、三——开始！”一个大胖胡子在喊。阳台上出来一个妇女，装着等人但人还没来的样子。这样的镜头拍了三次，通过了。那女演员的脸像刚被抽过血一样，白苍苍的，离开镜头后就没有什么表情，也不找人说话。这时，侧面冒出了一个男人，长得像坏人，衣服穿得也像坏人，可能是演反派的。他左手拿着剧本，右手拿着一面小镜子，用一种很下贱的口气说：“大帅夫人……请……”他很认真地边说边看自己的表情，无意中把灯光的电源踩灭了，导演凶狠地骂道：“一边呆去！那里不是有座小屋吗？！去！那里去！”顿时，那人脑袋里的东西像气球泄了气，估计得重新吹了，就慌慌地走了。副导演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头发都半白了，但精力却非常充沛，肺活量也好像比别人大，有发不完的脾气。她戴着眼镜，黑眼珠看人时，那威严的目光穿透镜片，直刺人的内心。窗台镜头在导演的嚷嚷声中拍完后，又换到了室内。幸亏当群众演员比较自由，拍摄时可以在摄像区域以外乱窜。我站了大半天，现在正蹲在一张椅子的旁边。椅子是空的，但不敢坐，因为导演就在旁边。室内这场戏是：外面一支小队伍，带头的进了大厅开会。我本来是当军人的，但化妆师见我穿皮鞋，就让我当侍者。那群当军人的比当侍者高兴、威风，一个当军人的演员正在跟侍者们吹自己的戏多，没想到队伍只是排在门口，摄像机又离得远，那人个子小，夹在中间只拍了一个肩头和半张脸。接下来是侍者出场，那是在大餐厅里拍的，为了多抢镜头，我立刻跟另一个“侍者”调了位置站在中间。我没装什么表情，但挺直了腰板，那发达的胸肌怎么看都不像“侍者”，而且浓眉大眼的，观众看了会误以为暗藏杀机。因此导演做了调整，给了一个帮大帅提包的“重任”，还得到了一个“请”字的对白。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对白，我感到自己升级了，被“重用”了。我想，提包这个过程只有两三秒钟，还不够视觉影响，就走过去向大帅礼貌一下，但大帅个子大，整个人挡住了我的头和脸，镜头就闪过去了。拍摄在继续，导演视察了一下整个大会餐厅，突然很不满意地叫道：“道具！道具！这个地板不够亮，用湿毛巾擦亮点！再把灯光往地板方向斜着点！”忽地不知从哪里转出了一个人来，倒在地板上使劲地擦，又把桌子上的布拉整齐。之后擦掉了自己踩过的脚印，溜到了一边蹲在那里。那人一副饥饿的样子，瘦瘦的，鼻子很高也很尖，大有发展成为特形演员的前途。 接着是一群人在喝酒（可乐）、闲聊。有几个女演员扮成妓女，坐在一些大官的大腿上，一只手缠绕着大官的脖子，一只手举酒给他们喝，由于镜头对准大帅和几个主要的，其他演员互不认识，都不知道聊些什么。导演又大声地说道：“你们在旁边喝酒，随便聊什么，搞点气氛上来，重拍！”于是演员们就乱聊起来。开始说一些家长里短，但说着说着，居然有人忘了在演戏，冒出一句“你上网吗？”结果与那个年代满拧了。后来又重拍了两次，才马马虎虎过去。下面的镜头瞄准了一对正在喝酒的人，那男的使劲地给女的灌酒，女的又不会喝酒，被推到桌子上，打烂了一些东西。但杯子砸地的声音太轻，导演又拿了个杯子，重新砸地，这下才满意。一个“妓女”在喊：“夫人救命啊！救命啊，夫人！”但喊得太做作，也太粗哑，谁都听出来是假的。导演让她喊了三四次，还是没有通过，后来导演换了人才通过了。一直折腾到中午，剧组还算大方，给每人发了一份盒饭。群众演员们就围坐在大厅一角吃起来。他们都在互相了解，其中一个人当了两年群众演员，演过行人、服务员、骑车者、菜贩子等等，但两年中几乎没说过一句对白。他可能在等待有一天被某个导演挖掘出来。有一个更夸张，经常有剧组约他踩三轮车。他穿着一件灰布衣，一双踩烂了的草鞋，背有点驼，脸皮打皱，鼻子扁平，不戴帽子，看着就像踩三轮的，戴了帽子，真怀疑他生下来就是骑三轮的。下午就有一场骑三轮的戏，为了视觉需要，他将帽子戴得很低，正面看不到他的脸，只有找钱时，才看清了几秒钟。下午的戏大多在室内拍，群众演员没有出场，但也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