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句】

　　虞仍靡艾共输忠，一旅中兴复禹功。

　　较德宜优汉高帝，知音惟有贵乡公。

　　【浅读】

　　王十朋此诗赞扬夏朝的第6位君主少康在亲戚和忠臣的拥护之下，凭借极其单薄的兵力完成了中兴夏王朝的大业；感叹少康的德要优于汉高祖刘邦的功，而历代只有曹魏第4位皇帝（不含曹操）、死后被降封为高贵乡公的曹髦提出这一观点，是数千年内少康唯一的隔代知音。

　　夏史因年代久远、文献稀缺而难以考信，《史记·夏本纪》中除了浓墨重彩描述禹的事迹外，对启以后（含）的13世、15位帝王均语焉不详。对于少康，则仅仅提及他的帝位传承。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引用了《左传·哀公元年》的材料，记载伍子胥举少康中兴作为反面事例，劝谏吴王夫差要尽早杀掉越王勾践。根据《史记集解》《史记索隐》的说法，启的儿子太康因沉溺田猎、不理政事而流落在国都之外，其弟仲康及仲康的儿子相虽陆续继位，相还实行了迁都，但夏政实际上先后被有穷后羿和寒浞取代，寒浞后来命令儿子杀相。相的遗腹子少康在腥风血雨中流落民间，历尽艰险逐渐成长，之后广施恩德、积蓄力量，最终在仅仅拥有十里地、五百士卒的情况下，借助有虞氏、有仍氏、伯靡和女艾的拥护，一举击败失德的寒浞，中兴了太康失国以来国政中断近40年的夏王朝。

　　诗中提到的曹髦则是一位悲剧人物。曹魏末年，司马氏权倾朝野。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曹髦作为曹丕庶长孙被立为新君。他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于公元260年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并亲自讨伐司马昭。事泄，曹髦被司马师的部下贾充指使成济弑杀，年仅20岁。死后被废为庶人，以其称帝前的封号高贵乡公降礼下葬。

　　史载公元256年，曹髦曾经召集群臣，花两天时间讨论少康和刘邦谁更出色。群臣认为少康中兴固然很了不起，但刘邦创业更胜一筹。曹髦听了很不满意，说少康在少时沦落为奴、“仅以身免”的恶劣形势下，布德蓄力中兴夏朝，其业绩足以与夏启和周成王的守成、商朝武丁的中兴相媲美；反观刘邦，虽然说是创业之君，但和商汤及周武王相比悬殊太大，无论为人子、为人父或为人君都于德行有亏；而且三代的帝王以德行成就勋业极其困难，秦项（汉）之际凭武力夺得帝位却非常容易，立德远比立功重要；此外少康能在恶劣形势下完成中兴大业，在仁的同时肯定也具备了足够的勇，只不过文献散佚缺乏记载而已。

　　曹髦君臣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德与功孰优孰劣。按照《左传》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在“三不朽”中，儒家最看重德，主张个人立德修身、君主为政以德，认为有德方能成功。《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游说齐宣王和梁（魏）惠王，主旨都是“述唐、虞、三代之德”。齐宣王想知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诀窍，他回答说孔门从来不说这些事情，自己也不知道，要说就说下怎么推行王道吧。

　　但为政以德的主张在现实中却很难推行，更少成功。唐尧、虞舜和夏代只是传说，商代和西周实行“德治”也需要考辨，而春秋战国以来就完全变成了曹髦臣子所说的“去道德而任智力”。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甚至萌生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孟子则被齐宣王等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朱熹认为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细想来，曹髦盛赞少康的德，未必有多少依据，恐怕更多的还是以古喻今，在智与力明显不及司马氏的形势下，幻想通过布德施恩凝聚人心，一举实现中兴曹魏的大业。但布德见效太慢，形势远比人强，4年之后曹髦还是选择了仓促出手，致英年惨死。而王十朋无疑与曹髦“心有戚戚焉”，他真心期望宋孝宗能布德施恩，完成中兴赵宋的大业。遗憾的是，赵眘虽然“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但“孝宗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在位的27年中前25年又受到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最终还是偏安江南。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德不重要，甚至没用。对于成就伟大的功业来说，除了要拥有德、智、力这些内部因素外，还要具备时势、机缘、助力等外部因素。德不是成功的充要条件，但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有德不一定能成功，但失德、无德必然会出事。

　　历史上，不讲道德的时代都是混乱的时代。“春秋无义战”，在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五霸虽能烜赫一方，但霸业很快烟消云散。战国尚智（谋）（暴）力，但“刻薄寡恩”的商鞅最终“作法自毙”被五马分尸，“长于权变”的苏秦最终“被反间而死”，据传杀妻求将的吴起最终“以刻暴少恩亡其躯”。秦始皇虽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朝二世而亡，“为天下笑”。

　　反之，一些君主即便私德有亏，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儒家所说的“德政”，得以收揽民心，维护相对安宁和长久的统治，甚至开创了“治世”乃至“盛世”。刘邦虽然被后世的曹髦等人真心看不起，甚至被民国的李宗吾封为厚黑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入关后“约法三章”、登基后将因饥饿卖身为奴者释放为平民及实行十五税一等措施，都可以算得上德政，赢得了民心，保证了自己死后吕氏夺权时刘氏拥有足够多的“左袒”者。李世民虽弑兄逼父，被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认定为唐代“三纲不正”的“原始”，但他深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选贤任能，虚怀纳谏，励精图治，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就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君主实行“德政”动机不够纯正，程度相当有限，行为常有反覆，后果难以持续，远不符合儒家所说“为政以德”的标准。但他们推行“德政”总比推行暴政好，对人民来说还是相对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