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眼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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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评论员 张全

    邓女士坐傅某的电动三轮车，将一部三星手机落在车上，傅某接到电话后，马上骑回去，要求回报。邓女士愿给200元，傅某要500元，协商不成，傅某开车就走，车轮从邓女士的脚背上碾过。邓女士报案，傅某赔了1100元。（本报昨日报道）

    这是一起活生生的现实小剧，傅某已经骑回来要还手机，但因他的的固执，硬是将一出正剧演成了悲剧。我们可以谴责傅某的贪欲，但若止于谴责，似乎又意犹未尽。

    傅某的行为体现了真实的人性，他的矛盾心理正是这个社会许多人的道德真实写照。对于拾物，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拾金不昧——“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拾金不昧，被理解成拾到东西必须无条件地还给物主。

    这与“拾金不昧”这个词的原义略有出入。按成词字典释义，“金”原指钱财，现泛指各种贵重物品；“昧”即隐藏，拾到东西隐瞒下来据为己有。按此定义，拾到物件后只要向对方或公共部门说明，即使索取合理的报酬，同样对得起拾金不昧这四个字，只要事情说开了，双方将酬金协商定下来，就是好事一桩。

    由于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一直把拾金不昧当作传统美德而不是法律义务来看待。在传统道德作用下，往往追求纯而又纯，结果是在道德高扬的旗帜下，平民不敢大胆追求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而统治者在光鲜外表下作出的龌龊行为一旦暴露，更容易加重社会对道德高标的怀疑，加速其体系崩溃。因此迫切需要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三轮车夫傅某接到邓女士电话后已经返回，已经不存在将手机占为己有的动机。他与邓女士的矛盾焦点集中在拾金不昧的报酬上，200元与500元的争执上。

    对此，《物权法》已有具体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是中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

    其实，多数人在自己丢掉东西失而复得后，愿意给返还人适当补偿或者馈赠，但人们经常困惑的是究竟该补偿多少，这难有具体的标准设限，一般来说超过丢失物的三分之一，则失主会难以接受。象上述报道，邓女士的这款三星手机，一般新机两三千元，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子产品价值缩水较快，邓女士愿支付三轮车夫200元，应该说在合理区间内。傅某本该好好商量。

    在《物权法》与道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