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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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广阔

    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从2013年初开始，国内发生了多起老百姓悬赏请环保部门官员下河游泳的事情，但最终却没有一个官员接招。官员不接招的原因，一是以官员的身份和目前中国官场的语境，官员不可能一切都听百姓的“摆布”；二是这些被悬赏游泳的河流，实在是太脏太臭，贸然下河，不说有生命危险，但对身体健康不利是肯定的。

    而一年多以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在没有百姓悬赏下河的“刺激”之下，开始主动“以身试水”，这显然是一种难得的进步。此举不但体现了当地政府对河水治理效果的信心，而且官员“以身试水”可以直接说明当地的河流污染情况得到了治理，河水水质得到了改善，这才是比官员下不下河更重要的事情，也是老百姓更加关心的事情。

    官员“以身试水”表露的是政府的信心，是官员的一种自我肯定与激励，但是对百姓而言，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大事。

    当然，对河流的治理，对环境的保护，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能够下河游泳，下河游泳只是一种“底线要求”。地表水质按照其功能划分，“可直接引用”的水才是一类水，所以“可游泳的水”与“可饮用的水”之间显然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可饮用的水”才是政府和社会更高的追求、更高的目标。

    领导下河游泳

    事件：“群众对水质标准的认知，不是用数据来了解的，而是通过可饮用、可游泳来判断，更应以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来检验。”在6月26日举行的浙江省“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的视频会议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茅临生表示。浙江要求领导干部要下河游泳给群众看，在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里，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将组织进行横渡或畅游活动。（6月29日《新京报》）

    ■堂吉伟德

    “试水法”固然粗糙却很直观，虽然没有检验数据那样专业而缜密，却最能令公众信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口头上和数据上的成效再好，那也只是“纸面风景”。何况官员多有口若悬河的本领，唯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联，其才可能对治污下定决心，切实采取行动加以推进。在时下政府公信力不足，水质检验由于相关机构的独立性不足，其结论的准确性、科学性无以服人的语境下，让官员以身试水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对接公众要求的“群众之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下河“试水”折射出时下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不足，也暴露出工作作风上的言行脱节。由于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说假话，办假事，搞面子活和形象工程，再加上形形色色的作秀，导致其公信力严重下滑，已然无法取信于人。同时，公众监督难以企及，而专业机构的独立性不足，使得水质检验往往出现严重的分化，官员不以为然鼓吹叫好，而民众却深受其害忧心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试水法”便成了公众最强烈的诉求，也是官员必须面对的选择，否则既不能服人也不能正己。

    事实胜于雄辩。对于水质标准来说，数据再实也难免为虚，而行动再虚也是实证。领导下河“试水”是直观的“群众法”，也是公众满意与否的检验标准。用群众的要求，用实际行动给予回应，这也才符合群众路线的要求。“试水法”是接地气的实例，这样的做法需要鼓励和提倡。

    “以身试水”污水有望变清水

    “试水”是直观的“群众法”

    法治治污才是一道坚实屏障

    ■周明华

    正是由于官员浣衣下河的犹豫不决，才不断有人采取这种让人有些脸红的“激将法”，私人掏腰包来请官员下河洗澡。其他省份的暂且不说，就在去年的浙江，先是杭州毛源昌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曾悬赏20万元“邀”环保局长在河里游泳20分钟。随后不久，苍南县有网民将“价码”刷新到30万元。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鲠于公民喉咙上这根环境被污的“大刺”，早就“刺”得人心痛。前几年我国首度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显示，2004年，单因环境污染就损失5118亿元。如今10年过去，这笔数字想必已经更惊人了。一些在江河湖泊边上拔地而起的药厂、纸厂、化工厂，除了短期让地方政府的GDP账簿上的数字急蹿几步外，不久便宿命般为“直排、偷排、偷工减料式治污”埋单。在被污染的水系面前，治污所耗之人力、物力、财力巨大，并且最终还是“白治”……拿淮河治污来说，国家在2008年以前已先后投入近200亿治污费，却仿佛是向河里打了一个水漂儿，水系被污可谓积污难返。

    基于此，当前我们除了在法律与行政体系上理顺环保“一票不否决”的所有制度性阻碍之外，需尽快与国际接轨，清理环保部门隶属当地政府部门的管理制度上存续较久的那层“淤泥”。有这层“泥”的存在，经济之手必然会推开擒污之手。我们需要确保环保局敢执法、能执法、常执法。及至更加大胆、更为开放地让当地居民有权对污染户说“不”。如此长期坚守，才能让法治治污形成一道坚实的屏障。那时，就用不着倒逼各级官员用肉身去做检测河流是否被污的试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