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南宋著名政治家、爱国名臣、诗人。作为戏曲人物，其遭遇与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伯喈极其相似，都曾以负心郞的形象出现于舞台。据戏曲史家周贻白与唐湜先生考证，古本南戏《王魁》的主人公即暗指王十朋，而《荆钗记》则是为王十朋翻案的又一南戏。

　　《王魁》系温州人所作早期南戏剧目之一，与《赵贞女》并称于世，两者都是男子负心戏，《赵贞女》演蔡伯喈因“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王魁》演王魁落第时与妓女桂英相好，誓不相负，可得其资助考中状元后，竟立即负心不认，桂英恨极而自刎，化为厉鬼活捉王魁，全称《王魁负桂英》，曾盛演不衰，至今尚存佚曲18支于清《九宫正始》中，殊为难得。

　　王魁非状元王俊民

　　关于该剧的主人公“王魁”，有人以为是人名，其实不是，其中的“魁”字，是“头名、状元”之意，“王魁”即“王状元”。那么，这位姓王的状元到底是谁？

　　自明代徐渭《南词叙录》的“宋元旧篇”著录以来，学界一般均认为是北宋状元王俊民，且罕有异议。理由大多据宋周密《齐东野语》“王魁传”记载：王俊民，字康侯，山东莱州人，南宋嘉祐年间中状元，此人“爱身如冰玉”却“不幸为匪人所诬，弟辈又不为辨明”。南戏专家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仍沿用徐渭之说：“王魁，名俊民，字康侯，莱州掖县人，嘉祐中状元。”

　　温州籍诗人、戏曲评论家唐湜否定上述观点，他的《南戏探索》在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王魁》的主人公不是王俊民。理由有二：一是王俊民虽然中过状元，但不久即病故，远不是《赵贞女》里的蔡伯喈那样的“达官贵人或知名人士”，充其量只是一位小官，“徐州签判”，如写他可直呼其名，“就指名骂他，又有何妨？”元无名氏作南戏《王俊民休书记》直呼其名可证。

　　王魁暗指王十朋

　　唐湜认为，王魁是王十朋，因为王十朋不仅是温州显赫一时的“状元公”，而且其地位之重与影响之大不在蔡伯喈之下，该戏想要通过具体事例的表演，来讥讽、揭露道貌岸然的儒流“在道学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一个卑污的灵魂”，为此，既借用他的大名，又不得不“姑隐其名”，而代之以笼统的“王魁”（王状元）。

　　二是王十朋的身世及传说与《赵贞女》里的蔡伯喈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引起温州南戏作者的浓厚兴趣。例如王十朋在中状元之前，与蔡伯喈一样，曾在家乡收徒讲学，相传江心寺大门口那副有名的对联还是他写的，可见他也是一个知名的大儒。民间传说钱玉莲本是“娼家女”，王十朋初“与之狎”，钱许嫁王，后王及第而负心，“钱愤而投江死”(《瓯江逸志》)，这也与《赵贞女》里的蔡伯喈相似。唐先生认为，当时的书会才人就“专爱找头巾气的道学家开玩笑，吱吱喳喳闲话一番，即使不直接指名道姓指责他，也可以拿含混的王魁‘王状元’来指桑骂槐”。既然连蔡伯喈这样有名望的大学者，也受到莫须有的讥讽，王十朋自然也难免被故意地雌黄一番，才不管你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家或道学家了。

　　应该说，唐先生的上述观点是能自圆其说的，已被学术界许多人所承认。他笔锋一转，进而认为：“《荆钗记》则是后来的翻案文章。不过，这翻案文章里用的是王十朋真姓名，翻得好，天衣无缝，没一点翻案痕迹，王十朋且成了一个与负心郎截然不同，恰正可作对比的正面人物。”

　　比《琵琶记》翻案更彻底

　　《荆钗记》为何为王十朋翻案？唐先生认为：由宋入元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急剧变化，“一举成名，六亲不认”的现实已被视“求取功名”为一条“危险道路”所代替，人们开始同情他们的“怀才不遇”，尤其同情他们在婚姻上的种种不幸遭遇。因此，初期南戏那种以“负心类”题材为主的戏文逐渐过时，已满足不了观众的审美需求了，迫切要求观看通过曲折的斗争考验而获得美满姻缘之类题材的戏文，以接受新的刺激与鼓舞，于是陆续出现一些翻案之作，至元末终于出现高则诚的名著《琵琶记》，被推为“南曲之祖”。《王魁》也一样，至迟于元代已出现不少翻案戏，既有南戏《桂英诬王魁》，又有杂剧《王魁不负心》，前者倒打一耙，后者为王魁辩护，明王玉峰的《焚香记》，则把一切都归罪于富豪金垒的改书，桂英虽自缢，终还阳与“守义”的王魁团圆。《荆钗记》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它翻得合情合理，把王十朋塑造成一个为官“正气凛凛”，为夫“忠贞不二”的“义夫”，与钱玉莲这个“节妇”相配，成为一位忠于爱情光彩照人的男子形象，极大地鼓舞着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的斗志与勇气。就这个意义讲，《荆钗记》比《琵琶记》翻案更彻底，也更具时代性。

　　为明清传奇鸣锣开道

　　戏曲为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才能生存，男女相爱是人类共有的感情愿望，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最强烈的审美需求之一。就南戏而言，即使在以“负心戏”为主的早期，也少不了爱情剧，人们一方面在谴责“负心郎”，另一方面也在渴望“钟情男”，对美好的婚姻充满理想，因而早在《荆钗记》出现之前就已出现不少爱情剧。

　　唐先生从明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收录的“集古传奇名”与“集六十二家戏文名”中，考得其中属于爱情喜剧的就有《韩寿窃香》《磨勒盗红绡》《墙头马上》《月夜闻筝》《朱文太平钱》《陈巡检梅岭失妻》《郑将军红白蜘蛛》《倩女离魂》《绣鞋儿》等，称它们都是“反封建顽固势力，要求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爱的自由的戏”，男女主人公都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悲欢离合的考验，与强有力的封建势力作了坚决的苦斗，才成就美满的姻缘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分别产生于杭州与温州的两部爱情剧：一为《王焕戏文》，南宋太学黄可道作，演才艺风流的王焕于百花亭与妓女贺怜怜相遇，一见钟情，约为夫妻。不久，贺为边将高邈夺去强逼为妾。后在贺的暗中相助下投军立功，才重新夺回，夫妻团圆。在杭城演出后，令“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一为《刘文龙菱花镜》，被温州和剧改为《洗马桥》，又名《摆生祭》，演温州大同坊刘文龙，奉旨送昭君和番，被匈奴单于招为驸马，十八年未归，妻子萧月英在家为坏人宋忠所迫，来到当年分别处“洗马桥”头，生祭刘文龙并准备投河，正在此刻，刘文龙得公主相助回乡探亲，及时赶到并惩处了宋忠，与萧氏破镜重圆。本剧近年尚在温州演出。

　　此外尚有《王月英月下留鞋》《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等，不一而足。《荆钗记》正是在上述这些爱情剧的影响下，借翻案《王魁》而产生的优秀剧目。

　　总之，唐先生这篇论文，一波三折：论《荆钗记》既为王十朋翻案，更为初期南戏的“负心类”主题翻案，来一场与时俱进的大胆改革，从此扭转了以“负心戏”为主的局面，为“十部传奇九相思”的明清传奇鸣锣开道，《荆钗记》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