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11点正有一班快车，他们约好10点整在医院门口会合。徐叔乐走后，蒋达生便收拾行装，烧掉该烧的东西，然后悄悄地提着铺盖、箱子，走出医院边门。徐叔乐坐在医院门口点心店里，见蒋达生出来，忙招呼黄包车。

　　在车上，徐叔乐告诉蒋达生，他们先去上海，到那里会有人来接头，再过江到苏北去。在上海，他们住在黄埔区警察分局里。徐叔乐的姐夫在分局当一个普通职员。

　　一天，徐叔乐告诉他，今天组织上派人来联系，告知长江边上的一户交通站不幸被敌人破坏了，如要等再接上线，说不准等到什么时候。

　　蒋达生决定，去和在上海实习的几位女同学商量。他到了市立第六医院，凑巧得很，几位女同学都在，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杭州先他“失踪”的曹蝶芬也在。在逃亡中不期而遇，他们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她们口里得知，茅静芳已去浙南乐清参加游击队了。她们问蒋达生说：“你也去那里，怎样？”蒋达生觉得有些为难，因为组织帮他逃离虎口，是想护送他北上，而不是南下的。最后大家商量决定，先由她们写信给茅静芳联系了再说。通信地址是浙江乐清县芙蓉乡，收信人是茅引（茅静芳的化名）。

　　没过几天，徐叔乐转告他，组织上同意他去浙南。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分手，徐叔乐继续在上海等待机会北上，蒋达生即日动身南下。

　　蒋达生把这个决定告诉上海女同学，因为给茅静芳的信寄出没多久，要等她回信是来不及了。但当下就动身，到乐清县芙蓉乡怎么走谁也不知道。正在犯难，蒋达生忽然想起低一届的同学徐顺范曾经说过，他家就在浙南括苍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何不去找他呢？于是蒋达生决定乘夜车潜回杭州。

　　徐顺范因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仍留在杭州，在竹竿巷小学教书作为掩护，继续搞学生运动。这天夜里，蒋达生抵达杭州后，叩响了徐顺范寝室的门。徐顺范高兴地说：“我家就在乐清县大荆镇附近的大园村，离芙蓉乡只有30多里。我给你带去一封家信，你就住在我家，包你能找到茅静芳！”并告诉蒋达生如何走及他家庭的情况。当夜，蒋达生就在徐顺范寝室里小睡片刻，徐顺范按约定时间叫醒他，趁天未亮乘火车返回上海。

　　10月下旬，在一个寒冷、阴沉的傍晚，徐叔乐把蒋达生送上去海门（今椒江区）的轮船，转交组织上给他的路费，并脱下自己身上那件已经掉光毛的旧呢子大衣给他披上。

　　经过一日两夜海浪的颠簸，第三天早上船抵海门。由此转内港轮北行到蒋达生的家乡台州，再乘蚱蜢船南行去大荆大园，都是一天路程。傍晚，蒋达生到达大园徐顺范家。他递交顺范的家信，并编造了个拙劣的谎言，说是同学茅引在芙蓉乡开设诊所，他是来与她合伙的。徐家人互相交换了一下惊讶的目光，说：“芙蓉离这里不远，不曾听说有个上海来的女医师在那里行医，会不会不在那里？”他们叫蒋达生先安心住下，他们去芙蓉乡打听打听。

　　过了几天，顺范二哥告诉蒋达生：“没有找到你那位芙蓉乡同学，我看是在‘山上’。”他介绍蒋达生去芙蓉乡，住在他的一个女友家，说她可以设法为蒋达生取得联系。第二天，蒋达生便带上顺范二哥的介绍信去芙蓉乡找他的女友。那位女友住在街上高墙耸立的酱园里，房屋里的摆设相当阔气。主人是个中年妇女，她看了顺范二哥的介绍信似乎有些尴尬，迟疑了好一会，然后安置蒋达生休息。她向蒋达生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说是她的弟弟，并说自己有事，由他接待。主人离开后，她弟弟开门见山地说：“她（指茅静芳）不会在芙蓉乡，一定在山上游击队里。”接着告诉蒋达生联系方法，即写封简单的信，由他拿去放在邮政代办所的邮箱前面，“山上”不久会有人来取的。蒋达生一一照办，在信中约定次日上午8时前来酱园接他。不多久，女主人的弟弟来说“邮箱前的信不见了，一定是‘山上’来人取走了”。次日清早，过了约定好的8时，还不见有人来，蒋达生怕出事，就返回了大园。

　　从芙蓉回来后，顺范二哥得知蒋达生此行的情况，安慰他安心等待，相信“山上”得信后会找到这里来的。又过了两天，晚饭后，顺范二哥和他父亲神秘地告诉蒋达生：“今夜有几个同志将上山，说好了让你跟他们去。”蒋达生把行李全留下，只带上一个包袱。顺范父亲拿来一把手枪，交代蒋达生转交给邱清华，作为自己的礼物。于是，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的夜里，蒋达生跟着两名地下党员踏上了“上山”的路。

　　每经过一个村庄，村民与地下党员都亲热地互相招呼，对身后这位戴着眼镜、衣服尚湿的陌生青年，也都投以善意的目光和笑容。蒋达生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走了一天两夜，蒋达生终于到达上马石括苍支队队部临时驻地。括苍中心县委书记兼括苍支队政委邱清华还在灯下工作，看见蒋达生到来，忙起身高兴地过来握手说：“是达生同志吗？这里正需要你！”激动的泪水顿时从蒋达生的眼里夺眶而出，几经周折，他终于寻到了日夜思念的党组织！

　　（本文根据蒋达生1987年6月据回忆所作的《寻党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