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借书证和路灯

    ——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之一

    ■汤礼春

    1962年，我9岁，在小学上三年级。刚认了点字，我就不知怎么爱上了阅读课外书籍。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不上课，我就跑到少儿图书馆去看书，那时的孩子都很爱看书，还不到开放的时间，都已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开放的时间终于到了，图书管理员一个个的验学生手册，一个个的放行。终于轮到我了，管理员看了看我的学生手册，又看了看我的个子，不相信地问：“这学生手册不是你的吧？你这么小就读三年级？”

    我连忙申辩我是读三年级，并强调我是6岁上的学。她还是有些怀疑。我急了，说：“你不信，我可以背三年级的课文给你听！”她同意了。我赶紧背诵起来：“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

    我背完课文，她也就相信了，给我放行了。我高兴得像小鸟般飞了进去。

    那时我很羡慕人家拥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能把书从图书馆借到家里看，那该多好啊！可我因为年纪小，不知道这借书证从哪里能获得。

    机会终于来了。

    上小学五年级的一天，班主任走进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分到了图书馆的五张借书证。”我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兴奋得要跳起来。可随后班主任老师又给我泼了盆冷水，她宣布把这五张借书证给班上五个学习成绩好，且又穿得漂亮一些的同学。老师刚宣布完名单，对借书证极度渴求的我一时冲动得站了起来，对老师说：“我有意见。”

    老师惊愣了片刻，说：“你讲”。

    我说：“她们几个家里条件都好，买得起书，你还把借书证给她们；我们这些家里穷的，买不起书，相反借书证还不给我们……”我结结巴巴表达了我的意思，许多同学都叫嚷起来：“把借书证给汤礼春一个”。老师见状，只有宣布让全班同学投票，看谁的票多，图书证就给谁。结果我的票数最多，老师只有当众给了我一张借书证。当我走上台去接借书证时，全班同学都欢呼起来。

    可拿到借书证，我又有点犯愁了，借书证上要贴照片，可我从小到现在，还没照过一张照片。回到家，我不敢给爸爸妈妈说，我知道家里穷，是不会为一张借书证去专门给我照照片的。我只有给哥哥讲了，哥哥当时正上初一，他想了想，就把他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撕下来给我，条件是我们俩轮流去借书。

    可惜这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借书证仅只借了《烈火中永生》、《延安求学记》等几本书，图书馆就因维修暂停借阅，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图书馆也就关闭了。

    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那时每月收入加起来80元还差一点，而我们有兄妹6个，按当时城镇最低生活标准，平均每人要达到十元钱，父母厂里每个月还补助我们家里几元钱。

    家里经济条件差，也就从来没给我们买过一本课外书籍。有了借书证，借来书，可白天要上课做作业，想晚上看，又没有灯。那时我们家很小，大约只有十几平方米，兄妹多，住不下，父母只有在简陋的小房里搭了个小阁楼，父母和两个小的弟妹住在楼下一张大床上，我和哥哥及两个弟弟就住在阁楼上。父母为了节约，没有在阁楼上装灯，所以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就叫我们爬上阁楼睡觉。我们听从命令爬上了阁楼，但我们不想睡，还想看书，好在我们家旁边有一盏路灯，阁楼的四壁又是用薄板钉的，路灯光就从那薄板与薄板的缝隙中透了进来，我和哥哥将那缝隙拨大，然后就利用这路灯透进来的光看书。

    这样微弱的灯光看久了眼睛就会酸，无奈，哥哥就以他上初中了、晚上要复习功课的理由，要求父母给我们阁楼上装一盏灯。父母最终同意了，我和哥都很兴奋，心想，这一来晚上可以痛痛快快地看书了。可是父母为了节约电，每到晚上九点半，就喝令我们关灯睡觉。我和哥哥还想看书，就想了个办法，当父母喝令我们关灯时，我们就将灯关上，假装睡了，然后又悄悄爬起来，用一件衣服将灯围上，然后在围着的灯光下看书。有一天，我和哥哥利用这个办法正在看书，父亲不知怎么发觉了，悄悄地爬上来，将我和哥哥打骂了一通。从此，我们又不敢利用这种办法看书了，还是只有利用路灯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