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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宗斌

    海棠，海棠！

    你每天躲到墙边，

    羞滴答的与人见面。

    太阳照着你，你

    姿叶可敬；

    雨露润着你，你

    昂首鲜艳；

    蝶儿围着你，你

    飘飘如仙。

    海棠!海棠！

    吾愿你春光明媚

    百年！

    这首写于一个世纪前、题为《海棠》的现代白话汉诗，发表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汉文新报》，作者张云雷（1883—1977），名烈，乐清石帆汇头人。作为辛亥革命志士和社会活动家，张云雷先生是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共和党党员，参加过反清革命斗争，支持过蔡锷反袁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国会参议员，总统府咨议、顾问，二度获嘉禾奖；作为文化人，他是南社社员（乐清籍南社社员仅两人，另一人为朱镜宙），写过不少旧体诗，夏承焘先生称其为“村中白乐天”；他的文言短札尤为人称道。但他早年也写过白话诗，而且可能还在胡适之前，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所不知道的。近来因编张云雷诗文集，才从他人复印自海外旧报刊的张云雷作品中发现好几首白话汉诗，颇感惊讶。

    1908年，张云雷先生卒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为避清廷捕杀，辗转至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埠，在华侨办的中华学校任教，并和沈钧业创办《汉文新报》，鼓吹反清革命。上引《海棠》即刊载在《汉文新报》“新诗”栏内，同时发表的还有一首《明月》：“天边有轮明月；∕使我心中萌生了许多感触，∕同是望月的人，∕为什么有笑有烦？∕月亮呵！∕我望你给世上的民众，∕都能平安幸福！”这两首，按传统的分类法，都可归为咏物诗。《海棠》借悄悄开放的海棠，抒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赞叹之情，与他后来发表在《南社丛刻》的旧体诗《次韵咏慈山水月庵梅花》二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咏海棠，后者咏梅花：“素颊低眉古佛前，羞将艳色斗清妍。天生仙骨难谐俗，独傲春风不自怜。”（《次韵咏慈山水月庵梅花》之二）相同的都是以花喻人格，不同的是海棠偕俗，梅花孤高，但作者对二者并无褒此贬彼之意。《明月》则比《海棠》多了点感慨，令人联想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汉文新报》上另有作者的叙事诗《午夜的黄包车夫》，写一个少年，父丧母病弟幼家贫，无奈去当黄包车夫，忍饥冒寒，深夜奔波于风雪交加的街头。此诗共29行，分三节。第一节：“雪飘飘，∕风呼呼，∕路上行人全无，∕只有几个弱小的黄包车夫，∕到处奔波；∕双手通红如火球，∕额上渗汗如雨珠；∕腿儿酸，∕气力无，∕唉，肚子饿，∕没奈何！”第二节通过行人与少年黄包车夫的对话，交代少年的悲惨遭遇。第三节：“雪飘飘，∕风呼呼，∕街上行人全无，∕只有一个弱小的黄包车夫，∕冲风冒雪，∕拉着车儿回家去；∕看两旁霓虹闪烁，∕身披狐裘，∕手烘暖炉，∕团圆一堂，∕快乐笑呼呼；∕我知门外大雪飘，∕狂风吹，∕谁还可怜这一个弱小的黄包车夫！”以室内披裘围炉者的快乐反衬午夜街头冲风冒雪的少年黄包车夫的悲惨，写社会的不公和冷漠。此诗在作者的白话汉诗中忧愤最为深广，人道主义精神最为强烈，令人联想到杜甫、白居易的一些诗篇。

    除了刊于《汉文新报》的这三首，作者在印尼《和平时报》上也发表过新诗，题为《平凡》。《平凡》描述劳苦者“快乐工读”的生活，赞颂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基调明快，与前诗迥然不同。此诗亦分三节，第一节：“平凡平凡！∕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不上学常看报纸，∕我不识字常查字典，∕我没有书常读纸版，∕我没有钱做工吃饭。∕平凡平凡！∕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欢欣工读，快乐向前。”二、三两节只在中间四句改变词句：“早上起来跑路飞快，∕中午吃饭萝葡青菜，∕晚上睡觉一块硬板；∕一天到晚喜笑开怀。”“我丢了三百五，因为不才；∕我愿意拿八十，劳力换来，∕我良心平安，我不懊悔，∕我努力奋进，我抱乐观。”此诗的风格类似进行曲的歌词。

    可惜复印者未曾在复印件上注明报纸的日期，因而无法判断上述四首诗发表的具体时间。但根据作者的经历，参照他在《汉文新报》上发表的其他诗文作品，《海棠》《明月》《午夜的黄包车夫》三首当可断定发表于1908年至1911年之间（清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作者于1911年6月归国，在上海与柳亚子晤面，亚子介绍其参加南社，尔后即投入紧张的政治活动，间有歌吟，均取旧体，未见有白话新诗问世。

    张云雷先生的白话新诗，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不免欠成熟，粗糙，艺术性不甚高，但那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作品，不能用后来新诗成熟时期的标准去衡量。假如前面的推断不错的话，云雷先生写这些白话诗的时候，胡适很可能还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胡适是在1910赴美留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近乎定论的说法是，胡适写于1916年8月23日、刊登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的《两个黄蝴蝶》，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更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如果仅从诗的句式和语言看，张云雷的白话新诗比胡适的《两个黄蝴蝶》更接近现代诗（胡诗还保留旧体五言诗的句式）。胡适的《两个黄蝴蝶》也是创作于国外，只因发表在国内影响很大的刊物上，广为国人所知，加上胡适自身的强大影响力，后来又被收入中国现代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这“中国第一首白话诗”的桂冠自然落到他头上了。

    同样的问题还有“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近乎定论的说法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杂志的《狂人日记》，但现在颇有人主张将这“第一篇”的桂冠从鲁迅头上摘下转给陈衡哲。理由是留美女学生陈衡哲1917年即在《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发表《狂人日记》要早一年多。论者常引胡适的话为证：“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笔名)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留美学生发表于美国华文刊物上的小说可算“中国的”，那么侨居印尼的华人教师发表于印尼华文报纸上的诗歌自然也可算“中国的”，如是则“中国第一首白话诗”的桂冠很可能就不是胡适的了。

    张云雷的白话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