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明 口述 南孔球 整理

    1949年初，我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与一位平阳籍的同学派到杭州一中学当教员。当时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认为当“孩子王”没出息。于是，我俩拿着毕业证书到四川成都找这位平阳籍同学的一位亲威，此人在国民党军队里任旅长，他收留了我，住在他家，上了花名册，发了俸禄，但没有穿军装。八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12月，新中国已成立，四川未解放，成都国民党部队起义，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看档案，知我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立即通知我到西南政治大学习，时间二年。毕业后分配在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当教员，学员大多是师团干部。在学习和当教员期间，我受到邓小平、贺龙、徐向前等首长的接见，听过他们的报告。

    1953年，军政大学一位领导调任西藏昌都部队，令我一起随行，一排人马做警卫，骑马沿着十八军开辟的道路进藏。川藏线海拔相差大，一天可能经历四季，山上漫天飞雪，山下温和如春。沿途悬崖峭壁，迂回曲折。我们唱着当时流行的《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历时二个半月到了昌都，这时大伙屁股因骑马都磨了一层厚茧。这时中央和西藏签订和平解放的协议，我被任命文工队队长，队员都是从内地招来青年男女青年学生，纪律比较松弛，让我这队长很头痛。只干了六个月，请求调离。批准后我到政治工作队任副队长，深入藏区做好群众工作。西藏地广人稀，雪山巍峨，草原茫茫，超高的海拔和肆虐的风雪，就会令人生畏。工作队往往要走好几天、穿行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和无边无际的草原沼泽，有时步兵营在前面开路，马匹陷入沼泽地，一挣扎越陷越深，眼睁睁瞅着这没顶之灾发生。这些战马在进藏途中，时刻与我们相伴，人骑、驮物、救护伤病员，立下了赫赫战功，瞬间就失去了生命，我们心疼不己又束手无策。

    西藏各部落都有藏兵,武器装备都从印度进来时,比我们先进,一些顽固土司、头人瞧不起我们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工作中设置了种种借口不与配合,尤其认为藏军骑兵是一流的队伍。一次在格桑花盛开的日子里，召开联欢会,我们在草原搭起捡阅台,请土司、头人、活佛等头面人物上台就坐,台下藏族穿着节日盛装从四方赶来集会，气氛热烈。当我军骑兵200匹战马整整齐全、威武雄壮，嘚嘚的马蹄声从远而近，通过检阅台，刹那，骑兵马刀一举，一声“杀”,震撼大地。一会儿绕过场后,又出现在检阅台前，骑兵贴马肚，一拍屁股，翻身上马，在场外卧马射击，枪枪中靶，弹无虚发。这阵势令观众赞叹击掌，让人目瞪口呆。文明之师、胜利之师顿时传播雪域高原。当地百姓们观后跳起神舞和锅庄来。我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住帐篷，医疗队给群众看病，文工团学习藏歌藏舞，涌动浓浓鱼水深情。尤其是西藏的百万农奴，在奴隶主长期的残酷迫害下生活着,住在四处透风、难以挡住风雪的土屋和窝棚，家里只有一只吊锅和几只破碗，我看了以后心里酸酸的。而奴隶主有宽大的院落，豪华的建筑，有数不清的牛羊，众多的奴隶和佣人，生活极为奢靡。解放军到来,工作队苦口婆心的宣传,农奴逐渐觉醒，期盼自己翻身做主的曙光,极力配合我们工作,民主改革逐步推进。

    党中央对我们进藏部队十分关心，在建立新中国初期，物资匮缺，但给我发了皮大衣、棉衣裤、大头鞋，还派飞机空投给养。空投范围大，曾遇土匪抢劫，发生战斗，部队给予严厉打击，狼狈而逃。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米、面粉、饼干、鱼干等，我们也分一些给贫苦农奴。我能进藏工作，是一生中最幸福的，至今还有自豪感。

    我随十八军足迹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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