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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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峰

    虹桥镇飞虹南路一段人行道，坑坑洼洼十年无人修补，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四溅，不少人路过时被“坑”，周围居民及店铺经营者叫苦不迭。前不久，其中一段长200余米的人行道被一家商铺的老板牵头修好，坑洼路面铺上了水泥，更新了地砖，方便大家出行，赢得众人叫好。(5月22日《乐清日报》)

    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十年内竟然无人修补，这事可以引出很多思考，比如公权部门何以不出手援助，开发商们又何以脱离责任。但在我看来，最意味深长之处，当属周围居民的一再忍让和无助，而当有人牵头之后，效率又可如此之高。

    如果放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下，这是一个隐喻——无政府主义认为，一个社群能相当自觉地管理好自我，前提是社群较小、流动性不强。人们不需要权威，做任何事是源于人性和自觉，比如，人们不做坏事是为了免于被社群孤立，人们去做善事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社群。按照这个理论，当发生道路破损、伤及各方利益的时候，人们应该自觉去修补。

    但是，人们没有站出来修路，而是选择了旁观和等待，这就造成了赤裸裸的悲剧。大家生活在一个社群内，当公共道路受损时，自己出资出力、携手修建，这难道不是最完美的选择之一吗？而当我们选择旁观和等待的时候，我们究竟是想参与其中，但又不想充当领头角色，抑或是说，我们连参与都不想，只是想搭个便车呢？

    无政府主义的路径在这里行不通，是因为它高估了人性；而权威和国家产生的基础，正建在霍布斯对人性的“悲观”假设上。如同经济学假设，人们总是自私自利的一样，人们先要保护自我，“搭便车”“围观”心态才得以形成。基于这种假设，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说，为什么勇气和权威是必须的，又为什么一定要有人牵头做事。

    在面对“修道路”这一事实中，诉求的路径有很多种：找政府和开发商，或者干脆自己动手修补。但自己动手，既要协调邻里之间利益，还要向政府打申请报告，搞不好自己赔钱还赚不到吆喝……思来想去，以个体之力承担责任，成本不小。所以，还是寄望于他人来发动吧，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再等等，等不及的话，还是要再等等。

    这一等，即是十年。其间，给人们出行不便、扎胎伤车之类的伤害，加上为之愤恨而幽怨的情绪成本，早已抵得上修一条宽敞平坦的马路的成本。在搭便车心态中，低效、冗长的协调机制一览无余；而那个牵头修路的个体，即是权威的象征，他终结了这种散漫的联结，并使得修路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能以这样的姿态观察人性，而且聚焦于群体性心态之中。在很多时候，我们能迅速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比如在这里，一个人的出面牵头显得多么的重要。但是对于权威，我们也只是一种必需而已，如果站在反面，被膜拜和迷信了，自然又是另外一番情况。

    （作者为研究生）

    “十年路无人补”中的隐喻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