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如姬在战国的大舞台上，苏秦曾一度是当时的顶级流量明星，连强秦著名的国相商鞅也没有他此刻得以步月登云的荣耀。六国皆以苏秦为相，并赐与之身份匹配的证明——相印。只见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脚下生风般奔走在荒烟蔓草的战后废墟之间。
关于印字，《说文解字》说：“执政者所持信也。”这是表明身份的一样信物。比如，在那个没有身份证、没有照片佐证的年代，苏秦走到某国想办事，只开口说“我是六国国相苏秦”，谁信？谁敢就此听他指令操作？而有了这些相印，哪里有阻碍直接出示证明，效率就高多了。
除了身份证明，印的另一大作用是官方的法律效应。可以说，官印是中国古代权力集中的重要辅佐道具，也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有系统管理的“法治”的一道桥梁。让我们调转镜头，纵游一下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探究竟。
官印初识
在秦代以前，不仅天子和官员有证明身份的官方之印，民间也私刻自己所需的印，材质有普通常见的金、银、铜、玉，也有用犀牛和大象骨头刻的，那时候大家的印都叫玺，所以郑玄注解说：“玺者，印也。”只不过，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了证明自己皇帝的权威和王霸之气，他所看好和钟爱的，就发挥一贯独占性，要求自他以下都不能用。
秦朝虽然短折而亡，但皇帝的权威一旦加固，就再不容挑战，汉代沿袭秦朝规矩，只有皇帝、皇后等人的印才叫玺，而且也只有他们才用玉制印玺。
那么汉代的其他官员呢？
从最高爵位的“人臣”说起。西汉虽然不再如周朝是封建守土制，但依然采取分封亲戚的方式，让那些“擅长投胎”的孩子成为拥有一方土地的诸侯王。于是，从诸侯王开始，就必须配备自己的王印。诸侯王的印为黄金制，也叫玺。诸侯王之下是功臣阶梯，功臣一般封为列侯，列侯属于外姓人，身份上有很大一个滑坡，所以他们的印都直接叫印，也是黄金制。功臣团队之后，是朝廷主要做事的文臣武将们，丞相、将军是黄金印，名称上又改了一个说法，叫章。年收入在两千石粮食以上的官员，又下降一个等级，为银印。再之后的收入在两百石以上，千石以下的以此降规格，用铜作印。
一套规格下来，各级别的人身份层级都体现出来了。印章一词也因此诞生。不过，此时官员的印和章尚且没有具体区别，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才将印章用法区分开，刻着官职的印称印，刻着王侯等爵位的印则称章。
另外，上述资料中，似乎每一个层级相应的“钮制”也有所递减，“钮”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官员怎么收藏或携带这些“身份证”了。
汉代及以前，官员的印基本都是随身携带的模式。难道当时的衣服有口袋吗？类似近现代缝合在衣服外的口袋并不曾见，但古代某些时候，看似宽大的袖子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宽广，整条袖口通常只开一只手伸缩的口子，其他部位是缝合的，因此，衣服的袖子也相当于他们的口袋。但我们古代官员的官印并不藏在袖子里，如此高贵的身份特征，怎么能藏着掖着呢？所以，当时的官印基本系在手臂上，或佩挂在腰间。
系和挂，印上必须有穿孔，而穿孔的部位就是印上面的“钮”。钮上形制的变更，同样是区分身份的一种方法，因此，只有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和皇后才是“螭虎钮”，即雕刻螭或虎伏在印上。皇帝之下、两千石以上的官印都是龟钮；再之后是千石以下、两百石以上的铜官印，它们都用鼻钮，没啥特别讲究，只是印上的钮孔像人的鼻孔一样大小，所以得了这个称呼。
有了穿孔随身挂，就必须有绳子从中维系，这些绳子被统称为“绶”。整个印的配备可谓环环相扣。和以上的材质、印纽一样，“绶”也承担了区别官员大小的作用。从细微之处着手，方方面面都在体现古代官阶的森严等级。
基本上，“金印紫绶”就是最高官员的象征，这个规则也一直沿袭到了唐代。所以，文头苏秦一出场就是“挂”六国相印，他们当时对相印的携带方式就是挂在腰间。看客们如果见过博物馆中某些斗大的官印，也许不禁好奇，苏秦一腰悬挂六印，不会腰椎间盘突出吗？这倒不用担心，因为，秦汉之际，官印的大小大约只在二三厘米见方，齐刷刷挂一圈都没问题，威风极了。
因为这套印绶系统不只表明官员身份，也是荣耀的象征，因此，每当官员犯罪受罚时，象征性的一个处罚就是要追收回朝廷赐予的印绶。
已知了官印大体“长相”，那么，它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秦汉之际，文书多用竹帛篆刻，官印难以直接盖在上面，必须采用间接接触的模式——将重要的信件和密令封在匣子里，用绳子捆好，再以封泥涂在上面，最后盖上官印，点火烘干。所以，早期官印底下的刻字都在封泥之上。东汉蔡伦造纸之后，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汰旧换新的过程，昂贵的帛书和难刻的竹简被替代，官方的文书都以纸作为载体呈现，此时，官印才不用借助“中间商”，可以直接加盖了。
而且，随着朝代更迭，官印的方方面面也在发生改变。
官印七十二变
到了唐代，虽然继续沿用官印制度，却和汉晋以来有了本质变化：唐代的官印不再是个人的官名印，而变成了官署印。
什么意思？
在汉晋期间，官印底下所刻的字一般都是官名，如“左丞相印”“假司马印”“西安丞印”等，而到了唐代，官印的刻字都改成了如“尚书省之印”“安西都护府之印”“尚书兵部之印”等官署的字眼。这种改变，反映的是官员制度的改革：“官名印”更多时候所代表的是担任职务的官员个人，所连带的相关权威也基本是当事人的；“官署印”代表的则是整个朝廷的部门，部门内的职位，无需再体现。个人在其中只是部门中流水线上的一员，流动性极大。
这样一来，“人治”的功能性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制度和体系的运作。
据说，甲骨文将“印”写作“抑”，其意义或许正和“官署印”背后统治者所寄寓的作用相同。
变成“官署印”后，官印不再由官员个人佩戴，而是另设专员保管，称为“监印官”。又因此，官印的体积越做越大，同时，使用方法也更加严格了。比如，某项国家文件需要唐代中书门下的“堂印”盖章，必须先由“监印”官审查无误，然后取出官印，交由主持加盖的“知印”官具体操作盖章事宜。每一道程序都不止一个人经手，分化宰辅大臣权力的同时，也让朝廷文书更谨慎细致。
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官员的官印制度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同一个部门内，只有长官才有印绶。以郡为例，郡府僚属中通常有佐官和属吏两个分化，佐官中有丞、长史、尉等职位，属吏中有“主簿”“督邮”等，而这些职位中，只有长史和尚书二丞配备印绶，其他一律没有。官印的配给大幅度下降。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所以，北魏是在定鼎中原后，沿袭了以往的一些规则，重新再出发，对汉人曾经的所有礼制进行了必要的删繁就简。
这种只有长官给印，部门其他官员无印的规制，正是“官名印”过渡到“官署印”的重要过程。朝廷上下政务的运作，机构的职能才是主要的，而非秦汉时期的个人及个人魅力。
在南北朝的南朝，官印也有一项重要改革。
在南朝刘宋时期，每当官员升迁或降职，他所用的官印都要被新继任者“嫌弃”，而他去任的官职，也会嫌弃别的用过的旧印，所以每每官员有所变动，朝廷都要新制官印，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这样一来，官印不仅像变成了私人物品，也浪费了无数金银铜炭和人力。于是，孔琳之提倡，除了新设置的官位或官印有所磨损，大家就用一块官印，不需要再多造、重造。
根据这条记载，不少人因此误解，是孔琳之改变了官印与官员的匹配度，在刘宋之前，所有的官印都是一官一印，卸任也将官印带走。其实，无论是战国还是秦汉的实际例子都证明了前代并非这种模式。
除了卸任解印，官印还会在什么情况下离开曾经的主人呢？当然是被偷。
丢官印意味着丢官位
中唐名相裴度从地方调回中央任中书省长官，不久又加平章事，是名副其实的宰相。二月，天气乍暖还寒，裴度在中书省办公，红泥小火炉，就着小酒，正惬意着呢，左右的人忽然报告说：“官印找不到了。”其他僚属都大惊失色，丢失官印可是大罪呀，唯独裴度面色不改，也不指挥手下做出应对措施，只是继续喝着自己的小酒。手下都禁不住想，相爷不会醉了吧？也不敢有所行动。
结果，没多久，左右的人再次来报：“奇了，相印又回盒子里了。”裴度听了，依然不发一言。周围的人一边佩服裴度不愧是宰相，有处事不惊的风度，一边好奇怎么他丢了官印就能如此淡定不作为呢？裴度不紧不慢地答道：“这肯定是小吏们偷去盖他需要急于生效的书券了，我们要大张旗鼓地抓贼，他必定情急之下把印烧毁或丢水里，让大家再也找不到。而咱们不着急，他办完事自然就把官印放回来了。”众人更加佩服裴度的气度，因为，官员丢失自己的官印，也是犯法行为，他却丝毫不紧张。
这项规则由来已久，汉朝对伪造“官印”的处罚也是根据伪印的级别，或者说盗用后将会产生的危害加以量刑，比如伪造皇帝的各种玉玺，处以腰斩；伪造西汉二十级爵位中最高一级的彻侯印，犯人将被拉到热闹的集市当场斩杀，是为弃市；伪造一百石小官印，也要接受“城旦舂”的刑罚。城旦是被派到某地筑城，也就是变成劳役的意思；舂是舂米，是对妇女的惩罚。城旦舂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起初是无期徒刑，后经过汉文帝减刑，改为最高六年有期徒刑。
偷盗官印或伪造官方大型文件的，被抓到就被流放两千里。即使只伪造作用和效应不是那么大的官印，也要处以一年有期徒刑。
即便是双向惩罚，甚至偷盗和伪造者所受的处罚更重，但考虑到丢失官印会给官员带来巨大麻烦，且他们不敢声张，而技术高超的偷盗者则不一定被抓获，因此，偷盗官印有时甚至成了对官员的一种报复。比如，明代李浚的官印就因为小人挟私报复而被盗，幸亏他自己机敏，略施小计就让偷盗者乖乖地将官印自动归还，反倒成了一段佳话。
也因此，明清两代经常有这种偷印和还印的故事，宋懋澄在《九籥集》中就把偷印又巧计夺回的事安排到了名气更大的清官海瑞头上。除此之外，明代还有不少侠士助官员找回官印的故事，从民间对官员与官印的维护，足见官印制度的成功。
这小小的一方印，既是古代的契约精神，又保证了官方的信誉。官员们文书交往中，看到末尾所戳的大印，也就没有疑虑了。对后世而言，官印的变革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古代政府机构的进步和演变，以及各朝代的组织和运作形态，它也是一部微型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