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知县焦千之
焦千之，颍州焦陂（今安徽阜南县焦陂镇）人，后移居丹徒（江苏镇江）。史载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知州，焦千之已是地方博学的秀才投其门下，深受欧阳修赏识。欧阳修有《送焦千之秀才》诗：“焦生独立士，势利不可恐。谁言一身穷，自持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谓仁者勇，吕侯相家子，德义胜华宠。”诗中提到“吕侯相家子”中的“吕侯”指当时任颍州通判的吕公著。这个吕公著敬重焦千之的学问。两年后吕公著进京任御史中丞，要带焦千之同往。欧阳修不舍，但为了焦千之的前程，只得让他离去，作诗相送。一名儒生能得到欧阳修和苏东坡这两位北宋大文豪的赏识，他的学问才识与人品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还成为苏东坡的至交。
焦千之到京城参加科考，未能如愿以偿，据孙衣言《职官补》记载：
京口耆旧传言，焦千之熙宁初与颜复等为考，擢嘉、苏上第。嘉对策论时政之失，直讲苏掖以白执政，千之与同到五人俱罢。以殿中丞为乐清令。
也有说仁宗嘉祐六年（1054）得力于欧阳修的举荐，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知乐清。焦千之知乐清的时间只有三年，《乐清县志》记载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知乐清，焦千之作《初建学记》是治平四年（1067），英宗朝只有四年时间，接着就是神宗熙宁朝，（1068-1078）共十年。按此计算，焦千之离开乐清应是熙宁初。神宗熙宁三年（1070），吕公著知颍州，极力推荐焦千之。焦千之被授予秘书省校理，迁殿中丞，知无锡州。熙宁八年（1075），移无锡州，入大理寺丞。
乐清是个依山滨海之地，自宋代开始，解决水患，围塘垦田是治县的首要任务。再者当时外地人口的大量迁入，焦千之知乐清县事当然要像他的前任知县一样把治水围田当作大事来做，他对乐清的水利事业也是功垂史册的。他是位笃行勤勉的知县，事事躬亲，他在《初建学记》中说：“始余之来也，民之诉讼，坌集填委，日治其讼犹且不暇，加以榷酤、关征。廪庾之职，晨驰夕驱，盖亦劳矣。”可见当时县事的繁杂忙碌，特别是“民之讼诉”不断，也说明当时乐清的社会并不太平和谐。他认为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在于教化废弛。而敦教化先从学校开始，使民至于善，有助于政，并总结乐清自皇宋天下“百年之间未有登第者，其风俗之陋不已甚乎！”的症结，于是“以县之蔬圃，易民隙地”创建了乐清历史上第一所独立于古代文庙的学校，是为县学，乐清的教育史由此开始。焦千之还亲自授课，“然则入与诸生谈道义，讲解经籍。”由于知县的兴学重教，倡导文风，鼓动当时的乐清学风，此后，乐清境内相继出现学馆、书塾、书院，万桥书塾就创办于那个时期。焦千之在乐清“创学校以教邑人”的功绩被载入史册。乐清县学经历千年，几经修葺，后人作记时总不忘“焦公创学”的字样。《乐清县志》把他列为“名宦”。名宦祠把他列第一位，他知乐清兴学重教事迹被载入《荥阳学案》和《吕氏杂记》，（该书为焦千之弟子吕希哲之孙吕本中所作）。他创办乐清县学的第二三年就离任了，他也许没有看到当时乐清的风俗变化，然两宋乐清造就了一百七十多名进士和状元，培养大批本土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他倡学的遗风。
前几天一位在无锡市做文化工作的朋友找出关于焦千之任无锡知州时史料，他给我发了无锡惠山尊贤祠的材料，焦千之就是“十贤”之一，朋友说：“尊贤重教，移风易俗，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位好官，不仅是看他做了多少眼下的事，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所做的事是否有前沿性，科学的预见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所做的事业有没有可持续发展，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仍然发挥作用，这就叫做君子之泽。历史是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过，它像杆秤，不称你官大官小，只称你德行和事功。焦千之离开乐清近千年，他从乐清县城走出，走进无锡州衙、再走进京城的大理寺，一路上留下诸多政声，而他自己却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正应了他的先生欧阳修的一句话：“焦子皎洁寒泉子。”致士回乡连个住处都没有，幸好由弟子吕希哲、吕希纯兄弟筑宅于城南以居先生。颍人称“焦馆。”
雍正知县唐传鉎
最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四年（1726）的乐清知县唐传鉎。
《乐清县志》有他的传文：
唐传鉎，号人岸，清·湖广衡阳（今湖南）进士。雍正二年（1724）知乐清。勤敏廉能，百废具举。有古循吏风。浚东乡河，以之灌溉；捐俸一千二百余两，修筑县城，废长春道院，置义学以祀梅溪，又建五老堂于其侧，亲咨访焉。育才正俗，治行最著，邑民至今思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主要记述唐传鉎在乐清的三大德政，疏通东乡河道，捐俸银修县城，建梅溪书院，传文说“他知乐清时，百废具举，有古循吏风”，这话很能说明他的“治行最著”，他知乐清正是清初，经历改朝换代的战乱，接着又是清廷为切断沿海人民与台湾的联系，颁布海禁令，人口大迁移，农、林、渔、盐业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统一，东南战事平息，乐清稍有安宁，雍正初正是乐清逐步摆脱灾难、恢复生产的时期，唐传鉎就任时，正是百废待举的特殊时期。唐传鉎“勤敏廉能”，浚河道，修县城，办学校，育才正俗，于雍正四年（1726），到任七个月后着手创办梅溪书院，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落成。访请乐清名士徐炯文掌教，希图以王十朋的德业文章振兴乐清学风文风。梅溪书院可谓是在乐清灾后的废墟上崛起。后来的梅溪书院萃聚了浙南地区大批名师任教，成为乐清的名院，闻名浙南地区。唐传鉎不仅重视教育事业，而且重视文化事业，他在创办梅溪书院时还组织人员校勘《梅溪集》和《翔云经义集》，并亲自为两书作序。这一切在当时的乐清社会环境中委是利在当前、功及后世的义举。可惜我们没能拜读到唐知县的《乐清攻略》一书，这必定是一部治理和发展乐清的宏伟蓝图，唐知县一定会有一幅梅溪书院的构想图，乃至乐清所有乡村教育构想。
这是一位留芳千古的知县的作为，中国的知县多如芝麻，可就这些“芝麻官”撑起了几千年封建官僚体系的大厦，也就是这些芝麻官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所作的贡献，才有千年不衰书院教育，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书院文化和和书院精神。
有专家统计《宋史》列传人物1958名，其中平民出身的有1077位，占总数55%。书院多在山林乡野，许多贫寒弟子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进书院学习，书院不比官学，官学入学有严格的条件。而书院对生徒入学没有门槛，绝对平民化。所以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官员大多对书院有深厚的感情。我们从《中国书院史资料》和《中国书院辞典》里可找到这一事实的依据。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是士子与学者读书、学习、讲学、休憩和崇祀先贤的场所。书院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功能，突出人与建筑的协调统一，反映“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底蕴，十分讲究内部结构的建筑规划，形成了一定的规制。
（吴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