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雁荡山啤酒厂。乐清市图书馆供图
■谢星宇我的外公叫周守志，1933年6月出生于智仁乡。外公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放牛。因为付不起学费，他只读了两年的私塾便失学了。
时至今日，每当回首往事，他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落后贫穷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他也从一个旧中国的放牛娃成长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份子，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投奔“三五支队”
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早已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频频失利，兵员吃紧。为了补充兵员，国民党政府在各地大规模抓壮丁充军。外公的3个哥哥为避免被抓去充军就逃到了外地。家里只剩下父母、姐姐和他。那年他还不满14岁。
由于家里没有出男丁参军，当地政府把外公的父母关在了乡公所，并强迫他们叫儿子们回来参加国民党大荆区自卫队。外公闻讯跟去，向乡长提出自己代替哥哥参加自卫队，请求乡长释放他的父母。乡长看他个子挺高的，就同意了。
次日，他被保长送到国民党大荆区自卫队。在自卫队的日子可以用煎熬来形容。训练时，只要动作稍有差池，便会遭到鞭打。吃饭时，大家你争他抢，毫无秩序。他经常因为抢不到吃的而挨饿。有人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日子而逃跑，但是成功的很少，被抓回来的人基本被当众处死了。
一个多月后，有一个同乡告诉他，他们这批人接下去要被转移到虹桥，然后送往前线。这么短的训练时间，上战场基本就是送死，为这样的政府送命太不值得，要想办法逃跑。他们商定在转移的前一晚逃跑。
等到了那天的傍晚，他拿着脸盆装作去洗衣服，然后趁人不注意就逃出来了。他飞似地跑着，把能扔的东西都扔了。他逃到龙避岙的一个树丛，跟同乡汇合后继续往智仁方向跑。
在路上，同乡告诉他，在这附近活跃着“三五支队”，他们身穿黑衣服，腰系皮带，背包里有枪，来无影，去无踪，打得敌人屁滚尿流。他们作风很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常会把村民的水缸挑满，把地扫得干干净净，老百姓都很拥护他们。听了这一番话，他就有了投奔“三五支队”的想法。因为他是逃兵，不能逃回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他就住家附近的山上，跟附近的“三五支队”队员逐渐熟悉。
1947年初，大井头村鲍妙根等7人带着地下工作者陈久良同志来找他，在他家后门山脚的小屋里开会。他们讲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分析了当前的发展形势以及他们的前途远景等，使他深有感触。之后他就办了相关手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伪装“种豆子”
1948年10月的一天早上，外公接到石施坑孙济桃的信和30万“关金票”，叫他送给西滩村的王四妹，并由他转送六平山支队部，他看到信封上有4个“+”，表示这是封急件，而且非常重要。
外公的母亲在一旁得知后说：“这要伪装，在草铺包底下放些豆子，再放信和钱币，最后在上面放满豆子。如果有人问你去哪里，你就说去种豆子。”
准备好后他就动身了，当他赶到西滩村王四妹家时，得知他去横洋村杀猪了。因为任务紧急，他只能继续送。出了西滩村，只见两个国民党兵向他走过来，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开始冒冷汗。
他尽量保持镇定，只听见他们喊：“小鬼，干什么的?”他说：“去种豆子的。”他们把他的草蒲包夺过去检查，并伸手摸了摸，确定是豆子后扔给了他。看他们走远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在路上碰到了王四妹，把信和钱币交给了他，顺利完成了任务。
经营啤酒厂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后在乐清县粮管局、清江镇粮管所、仙溪镇粮管所、大荆镇米厂、大荆镇酒厂等单位工作，并在工作的同时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提升业务水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祖国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当时乐清县政府的有关领导审时度势，认识到啤酒的销量将远超传统的黄酒和白酒，而乐清有着大自然赠予的好山好水，完全可以在雁荡山建一家啤酒工厂来活跃经济，将雁荡山这座“东南第一山”贴上啤酒的标签。在经过慎重的决定后，当时乐清县粮管局的领导安排时任大荆镇酒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他来主持雁荡山啤酒厂的创办工作。
在雁荡山啤酒厂基建工作开始时，他不禁感叹：“雁荡山啤酒厂的前途光芒万丈。”那时候工厂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当下最流行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激励着第一批雁荡山啤酒厂的员工奋发向上，努力学习各地啤酒厂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雁荡山啤酒厂于1985年3月生产出了第一瓶雁荡山啤酒。从此，清、纯、爽品质的雁荡山啤酒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啤酒厂建成的这些年里，各种数据的变化也在记录这个时代光阴的故事。啤酒销量从年销3500吨发展至125000吨。销售市场从单一的乐清地区拓展至省内各地。啤酒利税从年纳税4位数到8位数，曾连续数年当仁不让地荣登乐清市税利大户的地位，对当地经济的振兴，就业机会的创造，相关行业的拉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外公已进入耄耋之年。他说，如果时光倒流，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在那个晚上出逃，跟着时代的车轮前进！（王云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