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得知滕万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和几个朋友都有点意外。虽然他已九十二岁，但身体一向很好。年前我们通过一次电话，还聊了很长时间。3月上旬，他还在发朋友圈，晒他近年来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他为我写的两幅大字：“国语书塾”“与世界对话”。他的书法有一种跌宕自喜的书卷气，我很喜欢。他的微信朋友圈到3月14日还在更新，那一天他发了一棵花开得正好的小视频。

　　滕先生出生于1931年，一辈子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学教语文，却是一个从未放弃过独立思考的老师，他有自己的人文世界，从来不是那种浑浑噩噩过日子的教书匠，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人，从他留下的著作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雁荡山的研究，如《雁荡山揽胜》《漫话雁荡》《雁荡山楹联赏析》《雁荡漫步集》等；二是书法和书法理论，《书学漫步集》等，三是语文教学的探索，那些文章大致已收入《温故知新——我的语文教学文存》。

　　大约1979年，我少年时就在刊物上读到过他的文章，1982年，我读高二，他教过我一年的语文，那时候他正热衷于提倡“启发式教学”，课堂上并不多讲，打破了我们长期习惯了的满堂灌，而是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自己去学、去思，他的做法也曾引起许多怀疑和议论，即使在学生中也颇有一些不满，我是赞同他的，也是课后经常去他办公室找他求教的同学之一。我最早知道元代文学家李孝光就是在他那里，读了他新发表的考订李孝光生卒年的文章，还有他自己刻钢板油印的《雁山十记》，这一油印小册子我一直保存着，这是李孝光的传世之作，可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媲美。

　　我和滕先生相处时间不过短短一年，1983年以后就失去了联系。相隔二十四年，直到2007年，我们才重续师生之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我们的交往一直没有断过，他每有新作问世，总会寄给我。有一年，我回他当年教我的母校大荆中学讲座，不知他怎么知道了，一定要来听，而且两个小时一直听到底，当时他已年近九旬。

　　我在闲聊时几次建议他写回忆录，他总是说自己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值得写。我又劝他说，从少年时代起，比如他所遇到的老师，中学时代的胡兰成，大学时代的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等，还有他写信求教过或有过交往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值得一写的，比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承焘等，更不必说同乡的画家周昌谷等人。他说自己多年来零零星星也写过一些，如果收集在一起，恐怕差不多有一本了。

　　他初中时就读于淮南中学，正在国共内战之际，胡兰成化名张嘉仪逃亡到雁荡山，在这里一边教国文，一边写《山河岁月》的第一稿，正好成为他的老师，给他们讲《诗经》，甚至讲《易经》。他也有幸读过《山河岁月》最初的油印稿，当时叫《中国文明之前身与后身》。他作为班长还带头罢课抗议过胡兰成打同学，这事起因复杂，他们那时幼稚，上了物理老师和英语老师的当。时在1948年秋天，胡兰成不久离开了雁荡山，《今生今世》中留下了《雁荡兵气》这一篇，却只字未及此事。他也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知道昔年的老师张嘉仪就是胡兰成，感到不无遗憾的是少年时不大听得懂胡兰成的课，或许讲得太深了。他一直好好地保存着一张他们师生的毕业留影，其中就有胡兰成。

　　他于1956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晚年他常常想起在丽娃河畔度过的四年时光，第二年发生了反右运动，第三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他也参与了大学生编教材的“大跃进”，和同学们一起编写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这曾是当年印刷量很大的教材，他后来羞于说起这本印制粗糙的小册子，但他一直保存得好好的，直到四年前，我们在他家的书房聊天，偶然说起此书，我很想看看，他才找出来给我一睹庐山真面目。

　　我建议他写写华东师大中文系对他最有影响的老师，他很快就写了一篇寄给我，可惜因为涉及上个五六十年代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这篇题为《华东师大三先生》的文章一直未能发表。他心目中的“三先生”是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他说徐中玉是他大一时的文学概论老师，六个班级二百多人一起在大礼堂上课，用的教材是徐先生自编的《文学概论讲稿》，却是讲一次，改一次，并不是照本宣科。他说起徐先生从1957年7月下旬以后开始挨批，面对不合事实、上纲上线的批判，仍会在恐吓中据理力争。先后给他们开过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专题课的钱谷融先生，在他入学第二年因发表那篇名动一时的《论“文学是人学”》，遭到猛烈批判，虽侥幸没有成为右派，却一直做了38年的讲师。钱先生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令他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59年下半年，他听钱先生说到“艺术的起源”，他在听课笔记中记下：“诗歌舞三者同源：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旋律，舞蹈可以没有姿态，但三者相同的一点是，都不能没有节奏。”听课笔记发还时，他发现细心的钱先生在“诗歌”“音乐”“舞蹈”的前面都加上了“最初的”三个字，这三个“最初的”让他感念了一辈子，让他明白何谓“严谨”、何谓“认真”。

　　施蛰存先生虽然没有给他上过课，但早在入学前就读过其文章，反右之后，施先生到中文系图书馆打杂，他有机会当面请教。直到1997年他为研究朱熹的一篇文章还写信向93岁的施先生求教，通过三封信。（以上内容来自：滕万林《华东师大三先生》未刊稿）

　　他对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这些老师的敬重是由衷的，在精神层面他们确实影响了他的人生。他的人文世界就是从少年、青年时代以来一步步建构起来的，他好学深思的习惯也是慢慢养成的。面对不敢苟同的意见，他敢于与人商榷，哪怕是大人物，他也总是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拿材料说话。我自少年以来，就读过不少他的商榷文章，涉及雁荡山的研究、古典文学、语文教育、书法理论等不同方面。在这方面他颇有几分愣劲，虽然在日常交往中他是那么温和。越到晚年，他就越发显得温和。中年时代，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颇有几分傲气的。当然这傲气只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并不是刻意的，跟我们这些学生交往，他还是随和的，我们到他那儿翻他的书，他也让我们翻，借书也可以，还送过我书。

　　我感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一所普通的中学还有滕万林先生这样的老师，我记得当时华东师大毕业的语文老师就有好几个，还有鼎革以前毕业于大夏大学的历史老师，肄业于老浙大的数学老师。他们以诚待人，学业严谨，上课也不是从应试、解题入手，而是着眼于求知的本质。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概念，那时候似乎还没有浮出来。老师就像老老实实在知识园地里耕耘的农夫，滕先生不仅研究语文教学，而且在课余写了不少文章，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教我们历史的蒋祥贞先生比滕先生大两岁，毕业于华东师大的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学生时代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运，参加过民盟、土改运动，做过校长，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我一直忘不了他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新青年》杂志出了全套影印本，他自费订购了一套，当时就让我羡慕不已。

　　因为拥有自己的人文世界，滕先生越到晚年活得越从容，他的笔从没有停下过，不仅是写作的那支笔，还有他书法的那支笔，他的字有书卷气，是从有文化教养的读书人笔端自然流淌出来的，与职业书家的字不大一样，横撇竖捺之间没有那种刻意的经营和做作。他是研究书论的，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心得，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想法。

　　他将自己住的房子叫做“望峰楼”，日日可以望见雁荡山的嶙峋奇峰，脚下的溪水则是一碧如洗的石门潭流出来的。“望峰楼”上望峰息心，他在最后的数十年，就是在这里守护他的人文世界，守护他一生所爱的雁荡山。他经常在日出日落之际，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山水，用手机拍下他所见的朝朝暮暮，分享在朋友圈。“望峰楼”不仅是他生活的栖居之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生平的著作，他最看重的还是有关雁荡山的那几种，他最后出的一本自选集就是《雁荡漫步集》。当先生离世之时，正值疫情封控、人心不安，此刻世上的纷纷扰扰已与他无关。雁荡山的群峰依然静静地站在那儿，千年万年如一日，愿先生就这样悄然安息在雁荡山的呼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