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

　　“豁庵”身份考辨

　　■潘猛补

　　雁荡山飞泉寺，为雁荡十八古刹之一，其位置薛季宣《雁荡赋注》云：“在能仁寺北一里。”明代朱谏所著《雁山志》是雁荡山第一部较为细致全面的山志，其卷二提到，飞泉寺始建于宋天禧二年（1018年），熙宁元年（1068年）获赐寺额。清代施元孚《雁荡山志》卷四在照录朱谏《志》的基础上，增加了“元僧豁庵迁东山戴仁峰北，去故址五六里”的记载，曾唯《广雁荡山志》亦照录此说。然而，蒋叔南所著《雁荡山志》却记载：“豁庵，熙宁时赐号豁庵国师，移建飞泉寺于今址……塔在飞泉寺右侧，碑尚可征。”蒋叔南认为豁庵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僧人，但称其生平“无可考”。而《浙江通志·雁荡山专志》则将“豁庵”与“净悟”合称：“豁庵净悟（1149-1207年），南宋天台宗僧，重建飞泉寺，塔铭由北磵居简撰。”更为复杂的是，飞泉寺后山有墓塔，其碑文显示：“宋熙宁赐号豁庵国师塔/清梵表贯祖和尚附/民国廿二年重修。”由于文献记载存在诸多矛盾，使得僧人“豁庵”的身份扑朔迷离，涉及北宋、南宋、元末、清人等诸种说法，亟待廓清迷雾，探查真相。

　　此碑将北宋豁庵与清代梵表贯祖合葬一墓，而南宋释居简《北磵集》卷十《雁荡飞泉寺豁庵讲师塔铭》是破解谜题的核心史料。《豁庵讲师塔铭》详细记载了净悟的生平，称其“开禧三年（1207年）圆寂，塔于飞泉寺西麓”。文中提到：“公名净悟，字机先，东嘉乐清李氏子。幼超俗于雁荡之飞泉，十九受具足戒，以圆觉为受业师，定菴法统则传法师。初访天台教观于定菴，后见休菴可舟，……吴越讲席，高眂纵观，排闼而入。……应缘之地，若雁宕之东安、飞泉，天台之净土，皆一新于百废之余。指陈要奥，颖脱乎言象之表；吟咏情性，蝉蜕乎尘埃之外。综羣书而撷英，黼黻乎藏通别圆；御新学如养骏，筌蹄乎牝牡玄黄。由其言与之俱化，而不知熏陶于春风和气中。晚归故山，属疾，大书示徒曰：‘吾将默观其变，问药寻医，挠吾化也。’明日巍坐而蜕，开禧丁卯季秋二十有六。年五十九。腊四十一。其徒文虎裒衣盂之长以奉阇维，耳齿俨然于煨烬之末。后三七日，树塔于飞泉之西麓而瘗焉。”由此可知，“豁庵”实为净悟之号，二者确系一人，且为南宋僧。

　　蒋叔南的错误，源于对墓塔碑文的误读。飞泉寺墓塔碑刻“宋熙宁赐号豁庵国师塔”，表面看似指北宋熙宁年间赐号，实则可能为后世重修时混淆了“赐号时间”与“塔墓重修时间”。北宋熙宁年间飞泉寺初建，或许确有僧人获赐额，但“豁庵”实属南宋净悟之号，而所谓"国师"之号实属无稽之谈。蒋氏未见北磵所撰《豁庵讲师塔铭》，仅凭墓碑断代，遂将“熙宁赐号”误归于北宋。

　　而《佛祖统纪》所载豁庵史实，也来源于《豁庵讲师塔铭》，其云：净悟（1149-1207年）是南宋天台宗高僧，乐清李氏子，早年于飞泉寺出家，师从圆觉禅师，后参学休庵可舟，精研天台教观。他一生重建飞泉寺、住持天台净土寺，晚年归隐雁荡，留有“默观其变”的禅机示寂。塔铭称其“言行如龙虎”，著述融通藏、通、别、圆四教，足见其佛学造诣。

　　飞泉寺的沿革由此可以廓清：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初建，熙宁元年（1068年）获赐寺额；南宋时，净悟（即豁庵）重建寺院于新址，所谓国师更为无稽之谈；后世重修碑塔时，或许混淆称号，将北宋寺院赐额时间误植于南宋僧人塔墓，并乱加国师之号，导致蒋叔南误判豁庵为北宋国师僧。

　　飞泉寺后山墓塔的复杂性，源于历代重修中的信息叠加。1933年成圆和尚重修时，将宋、清两代僧人遗塔合葬，碑文杂糅“宋熙宁赐号豁庵国师”与“清梵表贯祖”等内容。蒋叔南所见“高二尺余”的宋塔，实为清代重修时堆叠的塔座与宋代塔身残件，形制混杂进一步加剧了年代误判。此外，“梵表贯”为清顺治年间飞泉寺僧人，与净悟相隔数百年，蒋氏因未见塔铭，误将清代“梵表贯”附会为宋豁庵，并推测“贯”为豁庵之名，实为牵强。飞泉寺“豁庵”之谜，本质是历史层累与文献缺失导致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