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后,产生“现象级”的影响,农村题材的非虚构书写进入公众视野。2013年，梁鸿出版了《出梁庄记》，再次刮起梁庄旋风。而今，这两本书，已成了人大附中等学校学生的必读书目。梁鸿经常应邀到学校、研究机构等做学术交流，议题有非虚构写作、三农问题、口述史访谈技巧、社会学调查等，梁鸿自嘲成为“杂家”了。

    针对这次讲座听众高中学生居多的情形，梁鸿先分析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她认为文学是通过语言和象征来达到对现实的书写，文学不可能也不是严丝合缝地和现实相重合。“文学真实”与“客观真实”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有重叠之处，但不可能完全重叠的，个体的敏感程度、写作视角不一样，对同一事情的描述可能会大相径庭，但这些都是“文学真实”。她以这次讲座为例，虽然大家听的是同一个内容，但不同听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至于自己怎么开始写梁庄，梁鸿谈到多年从事文学研究，有点怀疑那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处于“孤岛”状态，于是她开始重返家乡，开始住下来，每天聊天做访谈，做类似社会学调查的工作，进一步了解既熟悉又陌生的梁庄以及有关的人与事。这其实也是一次文学重返现实的旅行。隔离性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传统与现代，互相不熟悉，很有必要重返。梁鸿在村中看到与她小时候不一样的情形，小时候村里六个坑塘是可以游泳的，还开有荷花，2008年她做访谈时，这些坑塘里的水已污浊不堪，而她去年回乡，这些坑塘被填埋建房子了。她说，在村中还看到村庄的崩溃与文化的失落，乡村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解体。家乡的这条河对我意义很大，与我的生活、成长建立了某种联系，是我写作的一个源泉。

    梁鸿以五奶奶一家的故事为例介绍这两本书的内容及书写。五奶奶有着“地母”一样的形象，一头白发，肥胖、慈祥、乐观，她有五年时间孤独地住在河边的茅草屋，给她带的孙子在河里被沙坑的旋涡激死了，她深深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做饭，孩子放学回来就能吃上就不会去河边。后来，梁鸿在五奶奶的儿子、儿媳打工的青岛访谈了他们，在多日相处后的一个深夜，被旋涡激死的孩子的母亲谈她的悲伤，自从宝儿出事后，我12点之前没有睡着过，又谈出事之前有预感，蚊帐上落一层黑蚊子。五奶奶一家人的经历牵涉到这个时代大的社会背景与话题：留守儿童、采砂、环境保护、工人维权等。在《中国在梁庄》，梁鸿写了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孩子，在《出梁庄记》写了出去打工的梁庄人，与他们同吃同住，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求。

    对于文学如何重返现实，梁鸿提出要保持对现实真正的热爱。现实是无穷无尽的，它有一个广大的内部空间，而不只是一个外部的客观存在和风景。对现实的热爱，包含着真正的爱、绝望、愤怒与恐惧。第二，写作者必须是生活的“学问家”，要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般的观察力和知微见著的能力。对所书写的生活或事件内部更为隐秘的逻辑和纹理有真正的触摸和理解，这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投入。第三，要谨慎使用流行词语。农民工、留守儿童、农民问题，这些词语在做总体判断的同时，符号化、脸谱化了这些人，遮蔽了个体的丰富性。他们每人都有其喜怒哀乐的，要深入到他们内心去。要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

    梁鸿说，在写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本非虚构文学作品后，后来转向虚构写作，写了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塑造梁光正这个农民形象，与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形象迥异。在写作过程中，原先用杜庄这个地名，也不用梁光正这个名字，总觉得不顺，后来在电脑里将杜庄替换成梁庄，把主人公名字替换成梁光正，一下子就顺利了。前两本书有写到梁光正，但这篇小说里梁光正是个虚构的人物，只有白衬衫是真实的，一个农民整天干农活，穿什么白衬衫，这是超越他身份的东西。这白衬衫是个象征，不认命，想超越自己农民身份和社会对他的规定性。

    在与听众互动环节，梁鸿谈了提高农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不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形，就替他们思考出谋划策，是明显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乡村建设做乌托邦式的全面设想是没有意义的。村庄发展要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留存记忆，年轻人想认识乡村总是有机会的。

    梁鸿乐清说梁庄

    梁鸿，著名作家、文学博士、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多部学术专著。其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曾获“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奖项。近年来，相继出版的《出梁庄记》、巜梁光正的光》引发读书界的一致热评。

    1月8日，梁鸿来到了乐清，和乐清的读者谈一谈梁庄，谈一谈梁庄与中国以及文学如何重返现实的话题。

    梁鸿有股干练爽利的劲儿，高筒靴，黑大衣，一条银项链很随意搭在衣领后边。不管在市图书馆的讲座也好，在可楼的分享会也好，她一落座，就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开始侃侃而谈。

    她因书写家乡梁庄而广为人知，也会感叹跳不出“故乡”这个窠臼，她也曾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庄之于梁鸿，是一种情感，也是观察社会的切口，更是一个个体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在物理意义上，她的确离梁庄而去；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梁庄仍然是她的根。

    在可楼的分享会上，是从《中国在梁庄》的获奖感言谈起的，在梁鸿的获奖感言中，主题词是忧伤和哀痛。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梁庄的乡亲们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

    梁鸿说，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

    在梁鸿看来，这两个词本身是恰当的，但都是偏内向、不那么积极的词语，无意中又奠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她说：“如果再版的话，我要把后记重新修改一下。其实我选择‘忧伤’，尤其是‘哀痛’这个词，不是想带给大家无力感，而是想表达我们对身边的生活、熟悉的风景一定要重新情感化，重新个体化。哀痛实际是一种丰富的语言，包含着历史和过去、民族的自我和个体的自我。就像我在后记中所说的，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现代是急速、乐观、不顾一切地向前看，这个过程甩掉了很多东西，甩掉了很多卑微的、日常的看不见的中国。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要用一种有历史性的、丰富生存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当代生活，重新审视我所书写的这样一个群体，同时也想警醒我们自己，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通过分享会，可以发现，如果说谈一个问题分几个层次是学者惯常的思考方式，她还有种跳脱出个人情感的反省精神。这种掰开了、揉碎了的背后有一种对生活的细微体察以及自信。在书写梁庄的过程中，梁鸿觉得对她个人来说意义非常大。她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在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从2008年到2013年这五年，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它使我能够拥有相对比较宽阔的视野、相对比较扎实的思想，重新面对我所要面对的社会，面对我的研究工作。这方面我的收获非常大。通过这几年不断的调查，使我感觉到中国社会内部的一元的声音太过强大，同时也忽略了传统本身所具有的嬗变的可能性。我们在阻隔这种东西，拦住历史的河流，让它干涸，挖一条新的河流。这种思想肯定是有问题的，也是我这几年在慢慢思考和澄清的一个问题。”

    不过梁鸿今后可能不会再对梁庄进行考察了。她认为自己不是个纯粹的社会调查者。写这两本书是主观的，是私人的事。梁鸿以后的工作可能会从其他方面涉及到乡土中国，比如说，她下一步工作就是想从纯学术层面来思考一下“乡土中国”这个概念的生成。今天我们在谈乡土中国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愚昧、落后、前现代的乡土中国，要像肿瘤一样被割掉才能走上现代性的中国。其实在中国的现代之初，在晚清时期，很多人谈到乡土中国，他谈的是乡村自治，谈的是乡村在现代社会的嬗变过程中包容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性，谈方言、谈教育等等。她想考察一下这个话语的流变。这是纯学术的梳理，但也以某种方式重回梁庄，可能不会关注实在的梁庄，但在历史的源流里重新寻找梁庄今天的存在。

    有读者问梁鸿，这二十多年来，也有几十万的乐清人出外经商谋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观察乡村建设和农民问题？

    梁鸿认为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农民的问题，而问题的底线就是来自对传统的不断尊重。在梁鸿看来，今天我们把传统和现代看得太二元对立了，把它们分得太清楚了。我们把传统丢失了，真正的现代也没有找着。比如说我们谈了那么多问题，都来自对传统的不尊重。生存共同体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底线不能碰，这个底线来自对传统的不断尊重。我们一味说我们的传统太落后了，要朝着某个方向学习，但一个生存共同体能流传这么多年，一定有一个超稳定结构涵盖这个生存共同体。但现在这个超稳定结构坍塌掉了，我们没有底线了，所以各种问题都纷纷来了。

    接着梁鸿把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那就是首先一定要让乡村作为一个主体存在，其次是要尊重农民。比如说拆迁，首先要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作为人，在你拆他的房子前要告诉他，要跟他磨合，政府其实是个服务机构。

    她以《出梁庄记》最后一章那个勾国臣告河神的神话故事为例，那个故事是非常好的关于中国人性格、政治和文化的隐喻，包含着反抗、被打压，继续反抗、继续被打压，最后变成既然不干我事我也不管了。慢慢衍化的这种威压，慢慢衍化的这种民族性格，沉淀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最后我们成了好像很冷漠的样子，其实是历史一代代延续的集体无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梁鸿是个精神至上者。她重返乡村是因为精神上的困顿；而重返之后，无论是乡村留守者还是进城打工者，让她最痛心的仍旧是他们精神上的困境。“在农村，一个是‘新生’，一个是‘废墟’。‘新生’是经济的新生，道路的新生，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情感和文化的废墟状态。尤其是孝道，在农村已衰落到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了。这一状况所产生的原因又非常复杂，与整个时代精神的堕落、生活的分离、成功学法则、乡村道德结构的破产都有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伦理的衰退。”

    作为旁观者和书写者的梁鸿也热心参加一些乡村建设的公益活动。“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乡村实践方式出现、生长，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这并不重要。实践的过程更重要，它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可能性，不只有朝城市飞奔这一种可能性。”

    乡村该向何处去？对于城镇化这个国家策略，一向理性的梁鸿倒是主张多点多愁善感。“在讲城镇化高速运行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恰恰缺失一种情感性的东西。可以少一点坚硬，多一点软弱和疼痛。有疼痛才有尊重，有尊重才有敬畏，有敬畏才可能以善良而平等的心去面对他人和这个时代。今天我们太缺乏多愁善感了，太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对个体情感和生命感受的尊重了，以发展之名，我们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人，最终，失去一颗能够体会家、爱、尊严和情感的心灵。”

    主题词是忧伤和哀痛

    乡村该向何处去

    梁鸿谈文学

    如何重返现实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常权

    ■张志杰

    梁鸿在“梅溪讲堂”。

    梁鸿为读者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