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昆剧的“幕后功臣”

    乐清籍作家郑伯永和昆剧《十五贯》的故事

    ■徐宏图

    今年是昆剧《十五贯》成功改编演出六十周年。1956年5月，浙江昆苏剧团据清朱素臣《双熊梦》改编的《十五贯》晋京演出，一炮打响，得到全国文艺(戏剧)界的一致好评，《人民日报》以《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为题发表了社论。《十五贯》的诞生，为我国现代戏剧史写下光辉的一页。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许多人在幕后为它无私奉献。其中功勋卓著者，除主持者黄源、执笔者陈静外，当数乐清人郑伯永。

    参与改编

    在改编工作中，郑伯永主要是确定主题思想与故事情节两个方面。关于主题思想，他听从黄源的建议，先去剧院观看浙江昆苏剧团正在演出的《十五贯》，同时重读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再参看《十五贯》演出本，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然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在整理小组的讨论会上提出与黄源不谋而合的意见，最后将本剧的主题思想定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是从戏的本身提炼出来的。对此，黄源非常满意，说：“要改编《十五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伯永，他欣然接受了任务……和他商议改写《十五贯》的主题思想和改编方案，效果很好。”关于故事情节，除了改“双线”为“单线”外，再经过删除，全剧定为“鼠祸”“受嫌”“被冤”“判斩”“见都”“疑鼠”“访鼠”“审鼠”八出。

    事后，黄源说：“这是我和郑伯永同志共同议定的方案，其中哪些意见是谁提出的,记不清楚,我只记得况钟踏勘被杀的尤葫芦家,我主张把过于执加进去,陪同况钟踏勘，形成在踏勘中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和作风。郑伯永同志赞同我的意见,并且把这场面处理得非常微妙和合理。伯永同志注意把调查研究具体化，他在第一场戏中,就安排了半贯钱落在床底下，又有一只木匣子,况钟在踏勘中查到这半贯钱和一个里面放着一副灌铝骰子的小木匣,才查到娄阿鼠身上。《判斩》中突出况钟的笔，三起三落，都是他精致的安排。”

    具体执行

    改编方案确立之后，具体执行者与组织联络者正是郑伯永。

    首先，落实剧本改编的执笔者。根据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的推荐，浙江越剧团的编导陈静是最佳人选。可该团领导为了本位利益，听到要借用陈静到昆苏剧团工作时颇有意见，说：“昆剧又不是我们越剧团的工作，管它作甚？”经郑伯永亲自做了工作之后，才同意借调。同时借调的还有舞美设计裘云飞。

    其次，落实彩排。黄源要求边改边排，改好二出，彩排一次，在彩排中，再提意见，修改。黄源回忆说：“彩排时，郑伯永和我坐在一起，有什么改动，他笔录下来，见于修改稿上。他在1955年12月12日印出整理初稿本，经过一再修改，彩排到1956年l月21日印出整理本。于是全剧彩排，请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兼省长沙文汉审阅，他又是省委分管文教部的。沙文汉阅后，非常高兴，批准公演。”

    第三，解决剧团的经济困难。为了集中精力排练《十五贯》，昆苏剧团必须停止日常演出，演员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为此，郑伯永于编演《十五贯》最紧张的关头，先后两次向省委宣传部要来两笔钱，作为补贴发给该团，并亲自送到位于湖滨路蔡同德的剧团团部。

    奉献点子

    在边改边排的过程中，郑伯永提出了好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其中最典型的有两处：一处是剧中人过于执的造型与表演，彩排时沿用旧本以“丑”角应工，勾“三花脸”，即在鼻上涂白粉，显然把他当作反派人物，有如传统戏中的“瘟官”。郑伯永觉得不妥，认为过于执作为主观主义者，虽然典型，但还是思想方法问题，当时党内犯这种毛病的人不少，用涂白粉来丑化他，反而失去教育意义，可否改用“末”角饰演。黄源听了颇觉有理，便立即采纳，尽管这刻正值正式试演审查之时，观众已开始入席，但他还是通知扮演者朱国梁，改“丑”为“末”。朱凭他深厚的功底，得心应手即兴式改动了表演，引起台下观众哄堂大笑，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至今传为佳话。

    另一处是关于场面摆设，郑伯永认为《见都》一场的“审堂”布置是正中放着案桌，过于执审堂时是这样，后来况钟审堂时及况钟见周忱，都是这个场面，从舞台场面看显然过于单一乏味。他建议，演《见都》时，增加一个客厅，让况钟坐在客厅里焦灼地等待接见，再进入内室会见。这就有戏可做，使官僚主义的形象更加突出。他的建议得到黄源及其他整理小组成员的支持。经这么一改，这场戏演得令人叫绝。夏衍撰写的《论〈十五贯〉的改编》一文，称赞这场戏是“真真懂得戏剧三昧的艺人们的绝顶聪明的杰作”，称其有三大特色：一是加强全剧的紧张气氛，描写了官场习俗；二是刻划了周岺的骄慢，和况钟的性格作了鲜明的对比；三是剧情至此如“盘马弯弓，满而不发”，使观众凝神屏息，等待着事态的发展。此外，郑伯永还就台词的通俗化、采用幻灯字幕等，提出合理化建议。

    备受磨难

    郑伯永从不居功自傲，《十五贯》在杭州、上海走红后，又应邀到北京演出，黄源希望他带团进京。他见荣誉即让，推荐时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陈守川带团赴京。剧团载誉归来后，他以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实现自己的宿愿，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了，于是向黄源提出辞去文教处处长一职。由于他是黄源得心应手的好搭档，黄找不到第二个人代替他，始终没有同意。

    未料次年即1957年，遇上了“反右”风暴，黄源被划为右派，降五级；郑伯永则被划为极右派，降六级，一家七口被遣送原籍乐清农村监督劳动，干起耕田、养猪等重活。不久患上肝炎，直至肝硬化，于1962年不幸离世，享年仅42岁。黄源闻讣，痛心不已。

    1979年12月，昆剧《十五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黄源将收到的再版稿费，悉数寄给了郑伯永的家属，以解其经济上的燃眉之急。黄源晚年在病重期间仍然心系伯永，撰文说：“他是我改编《十五贯》的最好的合作者,《十五贯》的改编成功，归功于郑伯永同志。”

    如今，郑伯永早已得到平反纠正，浙江省文联还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他为之呕心沥血的《十五贯》也早已在1979年复排演出。

    今年五月，正值昆剧《十五贯》成功改编演出六十周年之际，浙江昆剧团又重排此剧再度进京献演，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

    链接

    郑伯永（1919—1961），笔名夷夫，温州乐清人，文学家、作家。早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历任浙南纵队温州前线政治部主任、浙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解放后曾任温州地委宣传部长、温州日报社长，后自动离职,于1953年调至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与黄源过往甚密。1955年随黄源调浙江，黄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后改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郑任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秘书长，彼此相处更洽。是年11月，黄源决定组织力量改编《十五贯》，郑伯永即成了他绝佳的副手，二人分别担任“《十五贯》整理小组”正副组长，成员有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等。事后，黄源一再称赞郑伯永在《十五贯》改编中发挥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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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剧《十五贯》剧照。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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