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音清扬

    ——关于乐清文化的思考

    市图书馆办“梅溪讲堂”，这个非常好。乡前辈王十朋八百年前办过“梅溪书院”，我们今天在讲堂前面按上个“梅溪”，文化传承的味道就出来了。

    乐清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点，特质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地处偏隅，中原的文明之光照到我们这里迟一些，至南宋前都比较落后。形容过去我们这里的地位，我曾说是“皇帝不爱，兵家不争”，因为没有大的资源，渔盐兴起也已是宋以后的事了，也没有大的军事行动，除明朝抗倭战事多发生在沿海外，没见过什么大仗。但乐清素称“王子晋吹箫之地，张文君入竹之乡”，七山二水一分地，就注定这是个不寻常的地方。不寻常在哪里呢？

    先说“乐清”这名字就有诗意。我们是在东晋宁康二年（374）立县的，距今已经是一千六百多年了。这块古老的土地本来是穷困和荒凉的，但乐清的先人们硬是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说仙人王子晋非常喜欢这地方，在山上高兴地吹起长箫，而且非常的好听，引得百鸟和鸣，仙鹤伴舞，自此这山叫箫台山，这地方就叫乐清，取乐音清扬之意。这个“乐”字有念“le”的，比如“快乐”的“乐”；有念“yao”的，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河北有个乐亭县，念“lao”。我们这个“乐”念“yue”，音乐的“乐”。这音这乐这仙人范儿，是这块土地的神韵和气质，它凝含着乐清先人们的智慧和豁达乐观的精神，生活虽贫穷困苦但心中偏有音乐之雅致。这里我们应真心的为祖先们点赞，全中国以音乐打头的县名仅此一家，我们也可以小小地骄傲一下。

    还有这一口方言，正宗的地方特色，出了乐清百把里谁也听不懂，传自唐音，千百年不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般称弃政从商、弃教从商的为“下海”，用的是“下”字。而乐清话讲“站起”，“某人，你最近怎么样”，“站起了，替自己干了”，像坐在一条船上，嫌慢，站起来自己走路，口气很好。

    讲乐清，这样还是很不够的。它之所以被誉为不寻常的地方，必有不寻常之处。下面我们还是循着这个不寻常展开。

    这里有诗又有梦

    三十几年前一个春三月的早上，我跟一个老同志下乡，前面那个晚上是在城北里章村里过。天刚亮，我们便踩着露珠出发去四都。四周望去，山峦起伏，云环雾绕，远山近岭都显得那么的缠缠绵绵，脚下野花满径，石头缝里都绿油油的。鸟儿的啼声跟了我们一路，一路都在云中，云在脚下过、头上飞，一路上又多小溪林泉，泉水叮咚。我没见过仙境，自此后我就认定这是仙境了。所以，也是此后，我几乎每年春天一定是呼朋携侣到这条路上走一趟。近些年每到暑天，则是频频来这途中一个叫章山的小村，这里出村口东约二里许有个小树林，椅子一推往后一靠，躺下便睡。我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去记这一节的：“树高千尺，我坐清荫三米。翻书不到百字，闲心已入梦里。”

    雁荡山的美又高一筹，“雁宕自奇，不附五岳；龙湫所注，别为一川”，大龙湫大雨后的那种磅礴气势令人热血沸腾，在平时却是十分温顺，“珠玑天上落，入水一池烟”，倒也十分像乐清的人文性格，动得起也藏得起。

    钟灵毓秀，纵观自宋以降，乐清人物辈出，且个个光芒璀璨。第一个当以王十朋为典范，南宋名臣、一代大贤，他是乐清历史天空上的一抹耀眼的星光。也是史上乐清精神的最完美表达。他读书时间长，考得也苦，但不灰心更没颓废，直到四十六岁那年圆了状元梦。坚定、坚忍、坚守、坚毅、坚韧、坚强这几个“坚”字打头的词用在他身上都恰当，而这些恰恰是乐清人文性格中最突出的东西。中国状元成千上万，但能让人记住的不多，王十朋是一个。而翁卷以诗名入史，一首“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诗传颂千古。前不久我查阅了民国时期的有关人物史料，那几十年间，有一大批人出洋留学，民智大开，其中像胡颂平、赵祥麟、陈正祥、王良俭、朱鹏、南延宗、洪式闾、张云雷、张冲、徐堇侯、朱镜宙等等，成就斐然，彪炳史册。现代最著名的是南怀瑾先生，名满天下，他是我们伟大的乡贤。好山好水它会仙化成一种精神气质，这在乐清做到了。

    还有，既然乐清因音乐而来，民歌《对鸟》则是地道的范本，虹桥人称它为抛歌。这头把歌抛过去那一头接上又抛回来，绿油油的田野上歌声飘荡。物质的贫乏不能阻挡心情的快乐，我们的祖先何其豁达乐观。这首歌上世纪50年代被唱到莫斯科，今天又被宋婷、黄作波他们唱上了CCTV。仙人的箫声与乡野间飞出的《对鸟》惊艳天下，可谓是一脉传千年啊！

    地偏一隅 偏致万方

    乐清山好水好，但偏隅东南沿海一角，往东有清江相阻，西出瓯江近乎天堑。由于这个地理的原因，长期来交通闭塞，灾荒不绝。门前这海，不像现在越来越有用，历史上它给乐清带来的是无穷的灾难。海水倒灌，海蜇居然可以漂到白石山脚，旧县志就是这样记载的。至于“拔树漂屋，城乡人多溺死”之类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一场台风狂飚，海潮呼啸，浊浪滔天，家园田野眨眼间都淹没在海水底下了。史上也不知有多少乐清人或为鱼鳖，所以我说乐清的历史是从苦水中趟过来的。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里仍然比较贫穷。六十年代初住茅草房的人也还有，一九七六年一批回乡知青冲到县政府食堂抢饭吃。在我的记忆中，甜酸苦辣的事不少，但有一件事，很小，想起来却百味俱陈。大约在一九六九年初夏，我爸和村里几个人接到文成一位老朋友的信，这人曾在我这个公社当过社长，说文成大峃镇山上的柴草很大，可以去砍柴，一天二三百斤没问题，这样如果砍一个月，或可挣个三五百块钱也没准。那天晚上是在我家商量的，我都在边上听，他们很兴奋，用时下的话说，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似的。后来他们就去了，可才第六天他们垂头丧气地就回来了，而且脸色很难看，十分疲惫的样子。原来他们去了以后，除山上那个闷热让人受不了外，那边的农民要他们先交钱，尔后近乎直接把他们赶回来了。身上带去的每人三五块钱差不多已用光了，所以他们是半饥半饿走了三天从文成徒步回来的。我爸那时也才四十不到，有几个更年轻些的都哭了，哭的那个样子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个年代的农民苦啊！

    我的老朋友吴志安，北白象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皆称三哥。十七岁那年跟人去嵊泗海岛上做工，寒冬腊月，冻得手脚脸孔都是疮。半夜里潮水退去了，他们得出来干活，任务是把浦里的淤泥给清出来，报酬是五角钱，扣除一份点心一角五分，净得三角五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与他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房所长问他：“苦吗？”吴说：“当然苦呀！”房说：“那你可以不去呀？”吴说：“可以赚三角五分钱，还有一碗面，多好的事情呀怎么可能不去呢？”

    天不欺人。这苦，于地方，千百年养育的是一份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人文性格，于个人炼的是心志，磨的是筋骨。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人心思变，尤其是我们这里人地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按红手印的事迹很悲壮，但我们这里悄悄地都在干，叫分小小队。月光夜，拿个扁担当尺，量一量就分掉了。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解除了集体劳动束缚的人们，开始办工厂开作坊，当时叫离土不离乡，而更多的人选择了外出闯天下，后来是几十万人。

    外出的过程即乐清人创业和拓展的过程，是个有太多故事的过程。这个外出也见证了乐清人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同样是外出，与外省外市的比，乍看其形式往往是一样的，但内容却大相径庭。比如河南的农民在外，他怎么样晚上也总有顿饭、有张床，因为他是集体打工的，一批老乡，有组织有领导，生产关系没有变化，与在家基本一样，只不过是干活的地方不一样了，田头劳作变成了工地干活。可乐清人不一样，个体户，单打独斗，早上出去晚上落脚到哪里都不知道。干的却是全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与警察，与工商、财税，与各类小干部，与生产关系各个环节乃至地痞流氓各色人等都得打交道，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接触。所以乐清农民出去，是全要素生产关系转换。如果要问乐清人与其他地方的人出去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最大的不一样，其关键在结构的转变上，它并非简单的劳动或生产要素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说乐清人那个阶段吃的苦确非一般的苦，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民要处理太多他从没有遇到过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乐清人也是最了不起的。没有国家投资，全靠白手起家。人们说我们有个“四千精神”，我看主要是千辛万苦。因为刚出去时大家没有其他资源，穷乡僻壤的，必须以吃苦耐劳，以隐忍的方式去圆自己的梦。隐忍正是大山大海的性格和情怀，吃得起苦，受得起罪却也生在我们的骨子里，拜千百年来的贫穷困苦所赐。

    出门都是故事

    可能有人要问，历史上我地似乎没有商业传统，而今却出了那么多成功的商人，乃至大商人、商人群体都出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刚才在走廊上一位朋友说得也很尖锐，说一是被逼出来的，二是被八十年代初的走私给刺激出来的。依我看与这两者是有关系，关系还不小，但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格局小了点。你说是被贫穷逼出来的，那当年贫穷的地方何止一个乐清？有些地方至今仍还贫穷，为什么就逼不出来？这里有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发家致富的欲望比人家强烈，这很关键。一个安于现状，有一亩三分地就知足，老猫在墙脚下晒太阳的人，就是鞭子在他后面也没用。还有那场走私是很刺激，银元兑手表，折叠伞一按“嘣”的一声撑开了，8080录音机，邓丽君甜滋滋的歌，把人都听醉了。

    但这些不能代替历史的合理性，要从历史的必然性上去找原因。我们虽没商业传承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像历史上的宁波一样闯进上海滩，形成宁波帮。史上有晋商、徽商，没有温商、乐商。但我们必须要看到，乐清自东晋建县以来，既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也是产品频繁交换的小商品社会，这是与众不同的历史真实。我们有山区半山区，有沿海，有平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是由山区、沿海和平原三大板块构成的。他们各有自己出产的东西，山里人的竹木产品，其加工水平和专业能达到的程度决定它的价格和价值，同时什么时候卖？卖给谁都决定他们的收入。而海边的人捕得大量的海鲜自给自足肯定是天大的奢侈了。挑到山里，山高路远，往往会变质臭掉，所以得加工成鱼干、鱼鲞、虾皮、蟹酱什么的，这种买卖和加工是每日每时都发生的。在乐清的历史上，专业分工细致，产品交换充分，社会协作紧密，一直来就具有较高的水平，有交换就有商业。平原上农贸集市这种市场形式很发达，最大的是虹桥的“三·八”市，每旬逢三逢八，三乡四邻就在这里做交易，其存续近千年，后来为温台地区最大的集市。虹桥附近还有芙蓉、南塘等地的集市，每旬也有二个交易日。前不久我在兰州碰上林贤友，他是淡溪人，在兰州生意做得很大。他说从小跟父兄去虹桥市日，那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比音乐还动听，令自己兴奋和激动，并且感到亲切。忘了是哪位朋友的诗了：“我的宿命决定了我的商人身份，血液里商业的因子排着很长的队伍。”

    一个地方商业文明的沉积有多种方式。我们这里不是集中在某几个商人或几家商号上，它以千家万户的形式存在，成为了一种商业生态，一个农民把农人和商人兼容一体。所以你如果强调传承，这可称之为大传承，一个地方能有千年相续的商业生态，你不能说它没传承。不但有传承而且有他人所没有的大而广的商业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意识上的和技术上的。人家说我们的老乡做生意特别讲诚信，这是实情，只有像我等既是熟人社会又是商品社会的地方才会把诚信摆在头上。

    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化是重商掖商的，社会的主角是各类大小商人，尤其是成功的商人。但有一富遮百丑的味道，昨日还是个劣迹斑斑的混混，一夜暴富便倍受追捧，这个将来我们是会被诟病的。莎士比亚有个剧本叫《威尼斯商人》，对放高利贷的商人夏洛克的那个讽刺、挖苦，我们没有。

    随性不是好东西

    记得看过一个资料，说1978年柳市农民人均收入二百元不到，这是物质的情况。而当年西乡有一个说法倒也与这情况搭得上。说在最困难时期，第二天早上都没米下锅了，当家的也会拍着胸脯说，怕什么？瓦背上还有个青南瓜哪！从好的方面理解，这是他们的豁达以及对困难的藐视，但也可以说是过于随性。

    这种地方性格的生成与我们的地理有关，与我们长期来的天高皇帝远有关，与我们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关。相对的规则、规矩意识少一些，社会组织化程度也差一些，这本来不是好现象，但在三十多年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摇摇欲坠，市场经济起而未起的时候，中间规制有个相对空白点，国营的企业乃至政府部门无所适从，这却是不管不顾、无拘无束人的千载难逢机会。什么样的破网撒出去都能捞到鱼。一张乡镇企业的介绍信，什么样的门都敢进，什么样的产品都敢订，柳市有的柳市买，柳市没有的从上海买过来贴上自己的招牌卖给你。那几年柳市街上几乎全是低压电器产品，小巷小弄里摆满电器柜台，每天人头攒动，这里的产品大量发运全国各地，大有铺天盖地的气势。1990年前后我在柳市镇当党委书记，当时就有很多人疑问：“国家有那么多正规厂的产品卖不出去，柳市这些前店后厂的东西乃至假冒伪劣产品却这样畅销，这是什么情况？”

    或许每个地方原始积累的过程都有故事，但像柳市如此直接的毫无顾忌的从国家的碗里扒食，而且如此明目张胆的应是不多。国务院办公厅曾此发过（1990）29号文件，明令打击和整治柳市的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产品，国家七部局联合派出工作组进驻乐清。二十几年后有一天晚上我与当年国家七部局联合工作组的副组长焦平生邂逅相遇，于柳市那段历史我们都属于亲历者了，真也感慨无限，感叹柳市农民胆子大，也庆幸柳市电器能劫后新生。

    这一场整治，教训深刻，此后依法依章办事的意识、产品质量意识、现代企业管理意识等等得以逐步树立，并逐渐地建章立制，也正是在这背景下出现了正泰、德力西等集团企业。但轻规则、随意性作为长期渗透在我们的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转型时期负面影响仍然很严重。

    举一个例子。本来以乐清人后来的经济实力，如果一起步就把规划做好，并且大家按规划来做，那么今日我们城乡的面貌应该是很漂亮的，但我们没做好，无视规划，对抗管理，每个人盖房都巴不得自己是这地上最高的。这种错误的意识和行为导致我们今日城乡建设的杂乱无章。都是好房子，却没有好村庄。

    随性而不重视规矩是农耕社会的特征，形成在熟人社会里。现在时过境迁，讲法则，讲规矩了，前一个阶段行，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不行了。这个过于随性的问题，在我们乐清仍然是个未过去的坎，不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当前不良贷款高，不良贷款率高，我看与这个有关。

    见到过不少老板的办公室里都挂有“厚德载物”的条幅，这个“德”字后天的修行占大头，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处理好的，叫有德，处理不好的叫无德。这是件自律很高的事，随性不得。我把它打个比喻，“德”像条船的船板，船板厚、内腹深，这是条大船，金山银山你只管往里装。德薄等于船板薄，小船易沉，它载不动金山银山，到头来载的往往是许多债无尽的愁！不少人、不少企业“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与这个太随性也有关。

    结束语

    乐清从以小农、小商为主的社会，仅三十多年便入了以工业为主的社会。就文化发展论，生产力变了，经济基础变了，文化当然变了。现在大家都说要重视文化建设，抓文化建设，概念大却也模糊。文化到底是什么？假如倒退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社会非常落后时，也简单些，“耕田以食，织布以衣，架木以居”，即使到了现代，物质层面上的也好说，则教人做电器，卖出去赚大钱。可是老祖宗又说“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比上面那要求就高多了。我们乐清人三十几年前在国家将市场未市场之时，察其行观其变，以自己的万变适其一变，终成几十年电器生产之辉煌。这比“耕田以食”什么的层次要高的多，对文化认知的层次及运用的层次皆备。时今乐清人富了，认知与运用的层次又面临需要再提高的问题了。这些年由三禾文化俱乐部提出的“由富而贵，以文化之”的口号越来越响亮。富是富，贵是贵，富与贵并非一个概念。就我地而言，已富是事实，未贵也是事实，富了是要贵的，总不能永远做土豪，这是目前“察”得到的“时变”。文化关乎一个地方的价值取向，关乎一个地方的风尚风俗，关乎一个地方的人心风气，这也是可“观乎”的。从由富而贵到既富又贵，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当然也是我们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从近些年的发展状态来看，我们的力度要加大，尤其是文化格局、文化布局都要很认真的研究。到什么时候贵了，即富又贵了，便是“化成天下”了，那时候我们便可这样解释文化这个概念了：“文化者，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目前仍应在“化”字上，这个“化”是滋养，是培育、养育，于躁热者，它是一缕清风，于干渴者，它是一脉清泉，我们的任务应当从比较微观入手，于团体于个人尤其如是。

    （本文原系2012年9月18日在市图书馆首场“梅溪讲堂”上的讲座，发表时略有修改。）

    赵乐强在讲座中。市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