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回归故土的重要途径
乐清三作家参加复旦大学“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学术研讨会”
纵览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乡土、乡愁、乡情是绕不过的话题。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语境下,乡土文学如何讲述故乡故事、书写地域性经验?
在作家王安忆看来,故乡特有的地理环境、本土民俗特色,哪怕是别具一格的方言语调,都是作家血液中流淌的文学资源。可是,如何调动并超越这些近乎与生俱来的经验,小说还需深化和开掘乡土文学的疆域。
■记者 王常权
11月6日,一场名为“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的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全国评论界“大咖”云集上海,来自乐清的马叙、吴玄、东君三位作家和王手、张翎、陈河、钟求是、哲贵、程绍国等六位温籍作家就作品展开研讨。
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教授、北大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以及郜元宝、张新颖、孙良好等四十余名知名评论家参加会议,畅谈中国文学的“温州现象”。
据悉,这是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首次为单个城市的作家集体举办单独的研讨会。
怀旧并非唯一出路
近些年有种现象,每逢春节,“返乡体”火爆,“回不去的故乡”“无处寄放的乡愁”等热门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故乡是文学创作离不开的母题,但对一些作家而言,远去的故土在某种程度上只成为怀旧情绪的寄托。评论家直言,一味怀旧的情绪宣泄或风景式书写,并不应成为乡土文学的唯一方式。
时代发展了,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也变得多种多样。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学术研讨会”上,评论界聚焦陈河、张翎、钟求是、吴玄、王手、程绍国、马叙、东君、哲贵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展开研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评论家陈思和认为,乡土文学不应仅是一味发泄怀旧情绪而进行的风景式的静态书写,社会的高度流动与开放,要求作家敏锐捕捉当下现实的活跃及其对乡土文化产生的影响。评论家们认为温籍作家作品中可见作者深入挖掘生活日常表象中的隐秘变化,与会专家学者还对九位作家的未来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今年,华裔作家张翎推出最新长篇小说《流年物语》和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前者生动刻画一个家庭半个世纪来的生活轨迹变迁,背景正是安置在作家熟悉的故乡温州小城。不过,在评论家看来,张翎并没有简单地将“城”“乡”对立、评价孰优孰劣,或者渲染标签式乡愁,她更善于在时空交错中把所体验到的故乡面貌自然穿插在小说情节中。于是,本土群体的地域精神徐徐灌入一个个鲜活文学角色,无论是《交错的彼岸》中坚韧寻梦的温州人蕙宁、还是《邮购新娘》里顽强圆梦的江涓涓,都凸显了作家对故土给予的灵感及大量素材的自由调度。“写作是回归故土和历史的重要途径,单一的怀旧难以承载故土、大地、母语的沉甸甸分量。”她说。
不在乡村表象上停留
眼下城乡互动面临新的转变与整合,在交流日益便捷的全球化时代,故乡更多成为“变动中的故乡”,写作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一条路、一座桥、一所厂房等故土表象的描摹,并不能带来生产性的有活力的作品。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孙良好教授说,尤其在地域性叙事上,当今作家面临着一连串的普遍追问:我们所书写的故乡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中国大地上的乡土?如何在现代性视野中审视乡土经验?作家能否跟上故乡的变化并发掘出新的文学表达?
这种发掘,既有对传统的追溯梳理,也在重估构建新的乡土现实,有意识地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
会上不止一位作家谈到,未来的写作如果仅仅停留于对乡土的浮光掠影描摹与解嘲,并不能带来具有开拓性质的书写。来自故乡的变动风景与作者的内心生活是高度双向互动的,这种互动只有拒绝虚伪的矫饰和无谓苍白的渲染,作品才能获得带着泥土芬芳的温度。
“故乡特有的山水、乡情、民风,哪怕是别具一格的乡音腔调,都是作家血液中流淌的文学资源。”王安忆在研讨会上表示,小说家需调动并超越这些近乎与生俱来的经验,深化和开掘乡土文学的疆域。近十几年来,温籍作家笔耕不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影响力,研讨会对九位温籍作家作品中存有的永嘉文脉文化基因及作品的意义和深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叙:他有点波澜不惊(节选)
谈论马叙是难的,谈论马叙小说更难。这个“绣球”是良好抛给我的,有一天在温州开会,他对我说,11月份在复旦大学有个“温籍小说家研讨会”,你来谈谈马叙小说吧。我知道这是个有难度的话题,像马叙的小说一样,推进度很慢,可读性差,怎么谈?我想到了马叙2015年出的一本小说集《他的生活有点小小的变化》,题目对马叙生活及创作的精准归纳。他当过工程兵,在文化站干过,读过南大作家班,在机关呆过,在乐清文联主持《箫台》无疑是他干过最长最漂亮的一件事,马叙,或者那个叫张文兵的,我的老朋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他到现在二十几年,每次工作变动“他的生活有点小小的变化”,从最初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到现在玩水墨,他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地出,马叙持续不断的创作力让我们吃惊不小,而我们再一步接近他时,发现马叙还是那个马叙,2000年出的诗集《倾斜》那时候还叫张文兵,一张有棱角的年轻人帅气的脸,到了2015年小说集《他的生活有点小小的变化》马叙先生有点老了,靠一堵墙很惬意地晒着太阳,只是他有点波澜不惊。他的文字更加凌厉,穿过事物表面,直抵心核。有一次,我近距离观察马叙的手,手指异常粗大,指甲像弹簧片,紧紧收住它们,这么一双农民伯伯的手在支撑着马叙,让他在诗歌、散文、小说、水墨画里游刃有余。
2003年马叙出过一本小说集《别人的生活》,2015年出的《他的生活有点小小的变化》收录了《别人的生活》所有小说,再增加《寻找王小白的杭州生活》《海边书》《幻想的伊妹儿》《南通之旅》等几个小说,《海边书》同时收录在《伪生活》里面。马叙小说创作量不大,三本书加起来,30篇不到,只够抵上一部有份量的小说集。马叙的诗歌、散文常常在我案头上,有事没事拿出来翻翻,给我写作一个明确的指引,他的小说则像散落在沙滩上有棱角的石头,远远地观赏它,拿起来会硌手,甚至有刺痛皮肤的感觉。马叙小说很少描写人物,那种“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在他那里找不到,他的人物是因为叙述的需要一个个自动到来,如《寻找王小白的杭州生活》,王小白、吕蓝、夏银白、黄莲莲、王码汉、张开联、陈旧,就连他的主人公王小白,这样开头:“王小白是半个诗人兼半个经营电器商务的商人”,交代完后,故事开始了。但恰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诞生:半个人。评论家何向阳说,马叙发现了半个人。这半个人就是半个诗人+半个商人,如《伪经济书》陈布艺、拉瓦等等。马叙多篇小说里的人物互相置换,王小白就是陈布艺就是卓大为就是陈东西。如果你记不住这些人名,你来记住小说标题,马叙的小说题目是他诗歌的延伸:《焰火之夜》《海边书》《幻想的伊妹儿》《南通之旅》《摇晃的夏天》《歌唱吧,歌唱》,而《观察王资》、《寻找王小白的杭州生活》《对一次画展的缺席》带有存在主义哲学色彩,马叙喜欢在题目下面加一首诗歌,笔名“司徒乔木”,其实就是作者自己,有意无意的,马叙在他的诗歌引题里交代了小说主旨:“来的我只有半个,还有半个丢失在了铁路边的道班房旁。”——王小白《是谁这么热爱世俗事物》。“半个人”来自此题。
(郑亚洪)
吴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节选)
几年前,写作圈里曾流行过一本小册子,图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机》,我想借此来说说吴玄的写作。有一次我跟吴玄说,《浴室》里的那个人有点像你。《浴室》当然写的是图森自己——暂且这么说吧——可是在中国,我所认识的作家当中,没有哪个人比吴玄更接近图森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篇关于“无聊”的小说,看得出吴玄有点喜欢,我则是迷得不行,1998年就模仿它写过一篇《校长、汗毛和蚂蚁》,现在简直不敢看。
因为我偶尔也无聊的,所以《浴室》里的意思我全懂,于我有着“切肤之感”。然而女作家往往是这样,一件事物于她们,只是事物本身,上升不到形而上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里对吴玄寄予期待,希望他能写出另外一部“浴室”,充满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很“中国化”的佳作。
吴玄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他这两年声誉鹊起,在评论界颇受好评,然而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野心没这么小,他有能力走得更远。我们对他的期待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名作家,“名作家”是什么,不说也罢。他是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放眼文坛,少有几个他瞧得上的,当然他也瞧不起自己。
他惯于自嘲,他对写作严厉近于苛刻,他的小说少而精,《西地》和《发廊》是其中的名篇,我忍不住就会向别人推荐。然而我以为吴玄的才能并不止于此,他还会写出比这更好的小说来。吴玄的障碍是来自他自己,他注定是个苦吟作家,这两年,他写得越来越少,他在干什么呢?他忙于游戏,他似乎从写作中逃逸了。
然而我以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实状态,他游离,困惑,焦虑,以至于不堪承受。写作不是写字,写作就是生命,同时也像生命一样令人恐惧。不知为什么,我只对这一类作家充满迷信,我以为,他们或许就是文学的希望所在。他们长久地沉默着,“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吴玄的问题就在于,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可能。
吴玄看到这句话,或许会笑起来,不以为然地说,死就死吧,我无所谓。“无所谓”也是吴玄的口头禅,他大概很珍爱这个词,常把它挂在嘴边。他确乎对什么都无所谓,在这个无所谓的背后,是吴玄的“游戏精神”,游戏在吴玄的字典里,应该是个重要词汇,他视游戏为人生哲学,曾专门撰文解析,在此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游戏和无聊,是吴玄这一生的关键词,成为解释此人的重要注脚,理解了吴玄是怎样无聊的,就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游戏,这两者是一种同宗关系。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私下里以为,我对吴玄的揣测不算太离谱。 (魏微)
东君:做个东西南北人(节选)
当汉语小说穿上西方小说的外衣,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幽灵,一个欧洲或拉丁美洲的文学幽灵在身边游荡。而我们所看到的影子或许就是影子的影子,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声音的声音。于是,就有人忧心忡忡地发问: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回归传统能否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汉语小说与西方小说最终还会在某个顶点汇合?显然,汉语小说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我们这一代的探索者还在路上(不过,已经有人泣而返,有人咏而归),作为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如果余勇可贾,我就打算把东、南、西、北都转上一圈吧。
所谓东,即东方精神。精神这东西,难以表述,只能感受。从小说形态来看,东西方有别,东方的美学形态是注重含蓄、简约的。在欧洲人眼中,“中国式”几乎就是复杂的同义词。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东方文化而产生的错觉。温州的林斤澜先生谈小说时有个著名的观点: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他的小说常常在无话可说处开始小说的叙述。
所谓西,即西方现代派。回望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的洗礼,并且在写作中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训练、翻译体语言的异化操作。尤其是,当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学时,就有一种陌生的兴奋。我们的皮肤认同了它。我们的文字也呈现出白皮肤的质地来。更为可笑的是,我们自以为学到了家,而且很老练地用博尔赫斯或卡夫卡的口吻说话。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作家虽是用汉语写作,却是用英语思考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有一种已然陌生的语言一直长在我们嘴边,就像胡子一样,刮了还会长。而这种陌生的语言居然就是我们祖传的东西。不能不承认,我在西方文学里面浸淫既久,但我的叙述视角、思维以及趣味还是偏于东方的。
所谓南,即南方叙事。南方叙事很容易被人们狭义地理解为本土言说或方言写作。我绝无此意。南方叙事源自南方地域,却可以超越地域本身的限制,至于广大。小地方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也许会有这样一种不无强烈的体验:有时候,语言会影响我们的记忆。那些在我们蒙童时期发生的事,我们事后通常能用方言把它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当我们把它转换成一种雅驯的书面语时,其实已经遗漏了很多东西。因此我们可以不无偏执地说,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汉语写作本身,其实已变成了一种在艰难的转换过程中遗漏的那一部分(这种想法源自于某位外国诗人对诗歌翻译的看法)。因此,有人说我的小说创作就是典型的南方写作。这个我也承认。南方写作者就应该有南方写作者的气质。同样是汉语写作,在用字、语调、气质等方面,南北写作者存在差异是不足为怪的。
所谓北,即北方话,亦即普通话(有人开玩笑说是“胡普”,章太炎称之为“金鞑虏语”)。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写作几乎覆盖了(古代)文言与(南方)方言。汉语词典里多北方方言,体现了一种词汇的单一性。直到现在,我们南方作家的北方腔仍未消除。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学生的发音方式好像都是一个模式里出来的,有些作家的发声方式也如此,他们的写作受到了一种规范的普通话的影响,已丧失了很多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与忧虑的。一些优秀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共名”的状态下选择了独立化书写,发出一种不同于“北方腔”的独异的声音。
我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小说境界应该是这样的:在北方语系(普通话)写作之外,不失南方叙事的特色,其内在精神是东方的,外在的表现手法则兼有西方现代派的元素。
(晓泉)
9位温籍作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