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暗示

    ——读《中国哲学简史》笔记之三

    ■陆地

    冯先生在第一章第三节，是谈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这是任何一个读过西方哲学著作和中国古代思想家著作的人，都会注意到的现象。一般的感觉是，西方的思想著作，逻辑性很强，论证极其严密，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便是如此。中国思想著作则与之相反，《周易》像街巷中、公园里走江湖的算命书，拨牌子，也像庙里的签诗，一卦就是一张，说得云山雾罩，可以随意发挥。《论语》像退休老干部与门下的弟子散讲，并且都是即兴的。《孟子》稍好些，但那是雄辩，也不是规范的论证。《老子》相对严密一些，但很玄乎，又简短到只是一篇文章。《庄子》文采飞扬，谈奇说怪，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愤青的奇思妙想。《荀子》和《韩非子》算是比较正经地在说道理，但离西方思想著作的精密还是差得很远。

    为此，冯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著作中虽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与西方哲学家著作相较，它们仍然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冯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和事例等形式来表述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份，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

    对于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反问，思想的表述最好是明晰的、逻辑的，用暗示来表述是不是留下了太多随意发挥的空间呢？

    在这里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用简单的谁优谁劣来判断，因为这是两种思想文化的差异。而这种中国式思想的“短板”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是否就是与中国明清以来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落后直接或间接相关呢？我想这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下结论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不少专著，在这里我就不鹦鹉学舌了。

    当然，就我所了解，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著作中，也不都是这类格言式的，警句式的，或寓言式的。到了宋代理学出现时，尤其是朱熹的著作中，对很多哲学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严密的，已经出现了学院化的倾向，而到了王阳明，又回到以语录、信札和即兴的言谈来论述哲学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王阳明的心学又是复古的，回到述而不作的形式中（他的《传习录》是弟子编的）。

    而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也有例外，也有人用类似于格言式的论著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典型的如维特根斯坦，他的名著《哲学研究》就是一条一条的格言。只不过他的格言与中国思想家的格言颇有不同，每一句话逻辑性都很强。其他我所知的还有帕斯卡尔的《沉思录》，其思想也是片断式的沉思。

    在中西思想史中，论著表达方式的风格虽然各有例外，但也仅仅是例外而已，因此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方式的见解，是符合实际的。从这一点看，冯先生在对中西思想的观察上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敏锐，随着阅读的继续，这样的感受也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