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学家钱文子

    钱文子（1147—1220），名宏，字文季，晚号白石山人，乐清白石人。绍熙二年（1191）“两优释褐”进士。授文林郎吉州判官，任满改宣教郎知潭州醴陵县。入朝为太学博士，出知台州，改知常州。罢归，主管台州崇道观。授潼川路提点刑狱，未上，改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迁湖北路提点刑狱，被诏，除吏部郎官，迁正宗少卿。乞补外，除直显谟阁知太平州，寻改淮南路转运副使兼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茶盐铁冶。升直宝文阁，复知太平。累官朝散大夫，宝文阁学士致仕。政绩为时人所称誉。《名臣奏议·应诏举人才状》说他知湖南醴陵时“不俾其官，刻意民事，抚摩善良，锄治奸恶，盗贼为之屏息，豪杰望风戢敛。县计上贡之外，沛然有余。及试郡天台，振厉风采，治民驭军，宽猛得宜。”南宋著名诗人曾杨万里有诗称颂。

    研究汉代兵制

    钱文子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学术成就，他是历代乐清进士中学术成就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精通经学、史学，也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著作宏富，《四库全书总目》列其《白石诗传》三十卷、《诗训诂》三卷、《论语传赞》二十卷、《中庸集注》一卷、《孟子传赞》十四卷、《汉唐事要》二十卷、《汉唐制度》二卷、《补汉兵志》一卷。

    《补汉兵志》是永嘉学派研究经制事功之学的代表作，这就说明钱文子研究汉代兵制是有现实目的的。宋代，尤其是南宋养了百万不能打仗的兵，庞大的军队耗费国家资财而无补于社稷安宁，这是宋开国二百年来的兵制之弊。治史经世是永嘉学派的核心，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是研究永嘉经制之学的重要著作。

    《补汉兵志》的旨趣，一是补编历史，钱文子认为“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于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

    一是指导现实，“白石先生补兵志，大抵喜汉法之近古，伤后世养兵之费广，拥兵之权专也。盖以补班史之阙，而实有慨于南渡后，兵食冗滥，思复汉制以救其弊，其忧国之心深矣。”

    钱文子基于南宋兵制的严重弊端，征史考实，提出养兵的六个方面建议：一是调民有限，无常役之岁；二是有事檄召，事已罢归；三是衣赍自备，无供亿之劳；四是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五是不立素将，无拥兵专制之虞；六是都试课殿最，无骄蹇难用之患。

    为此，钱文子是给南宋王朝开了一剂救治的药方。

    “诗经学”上的成就

    钱文子不仅史学研究的特殊成就，而且在经学研究领域也有非常的作为，他的《白石诗传》也是被时人所推重的，是永嘉学派研究《诗经》的一部力作。北大教授钱志熙先生说钱文子的《诗经》学是属于《毛诗》系统，但并不像其他人如吕祖谦、陈傅良那样为《毛诗》做注脚。而是根据小序的首句，对诗做简约的阐释，同时侧重词语名物的训诂。

    钱文子的《诗经》研究是一部注重词汇、名物训诂的著作，应该是授课的讲义，“去讲师增益之说”，说是在讲义的基础上，综合了当时各家诗说成果，自成一家之说。他的学生乔行简作《白石诗传序》时对钱氏著《诗传》的因缘，旨趣以及自己从游的经历都作了说明。

    用通俗的说法，钱氏的“诗经学”是一部《诗经》学辞典，难怪历代的学者拿它为玉圭，成为研究《诗经》学者的参考书。当然，钱氏解诗系统不全是陈说，而有独创性，魏了翁就说他“凡旧说之涉乎矜己讪上、伤俗害伦这者，皆在所不取，”这就指出了钱氏解诗的取舍了，也表现出他的诗学思想：美风俗，正人伦的诗教精神。

    钱志熙先生说：“永嘉学派对《诗经》的理解，明确地站在教化的立场上，这与其恢复上古圣贤治道的经制事功之学宗旨是一致的。”所以，钱文子的《诗》学研究以六经为宗，征义考史，摈弃抽象臆测的玄义，突出了诗的教化、治化功能。

    办学和整理地方文献

    钱文子不只是政声斐然，在教育上也很有成绩。他致仕后在家乡办学，继承叔祖孝廉钱尧卿遗志，重兴“邑令下轿，必咨访焉”的“白石塾”，自任教席。他的教学理念与现代接近，倡导德、智、体（武术）全面发挥。

    钱文子在《乐清新学记》中说：“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而以岁时合射、合舞、合语，而书其德行道艺。”他对师资要求更高：“凡有道者德者使教焉。”强调当教师的必须具备高深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由于教规严正，教授得法，钱文子培育了一批拔尖学生，如嘉泰二年进士，官至宝章阁待制、永嘉学派的继承者瑞安人曹豳和平阳的黄中等辈。

    钱文子重振的“白石塾”延续到明代依旧兴盛。2003年从白石小隐山出土、明大理寺副赵性鲁作的《白石钱氏小隐公（钱存）墓志》，其中有“建立白石祠塾在小隐山之下，割田二十亩择师教训里社蒙童”的记述。还有一块古匾题着“文献世家”四个大字，佐证了白石钱族历代办学育人的辉煌。

    钱文子还致力于发掘乐清的地方文学，据记他在政务之暇搜集整理传统诗文，曾将其曾祖姑钱文婉的遗作《箫台集》三卷刊印，辑诗三百余首。并为之作序，点评其诗“隐约深厚，守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后世文人或不能及。可惜这部诗集散佚，我们只能在《白石山志》上读到一首《登白石岩》七律：“两道蟠溪锁碧山，飘如仙带绿回环……”起句即引人入胜，真不愧为“白石才女”。

    钱文子墓在中雁荡山风景区赤水垟，乐清文物馆曾觅此墓数年无着。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1998年5月17日，随同白石医院到赤水垟义诊采访的邱星伟、陈尚云等人，在当地钱宝周先生导引，冒着濛濛细雨从荆莽蓁封中找到了这座残破的古坟。坟头名志刻着“赐进士宗士卿朝散大夫直宝文阁钱公墓。”圹铭为其女婿南宋著名词人卢祖皋撰写。

    乐邑名家评钱文子

    杨坚（乐清市社科联副主席、《乐清日报》副总编）：

    对于钱文子，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实他与王十朋是同时代的人物，他比王十朋小35岁。也就是说，王十朋在46岁考中状元的时候，同一家乡的钱文子只是一个11岁的启蒙学童。

    在南宋，状元王十朋的名气已经如日中天，人们经常提到：“北有范仲淹，南有王十朋”，意思就是北宋当官的楷模有范仲淹，南宋有王十朋。我想，钱文子的人生道路选择肯定以王十朋为标杆的。在乐清钱文子这一辈人之前，王十朋之外，有贾如规，还有钱文子的叔公钱尧卿，他们号称乐清“三贤”，这“三贤”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时时照耀和影响着钱文子。同样到了当代，世人的目光更多汇聚在状元及“三贤”身上，生活在状元和“三贤”的光影下，钱文子无论在南宋还是现在，自然显得“默默无闻”了。

    其实，作为乐清的历史文化名人钱文子，与王十朋有太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读书做官的道路都是通过入太学，类似于现在“中央党校”或“国家行政学院”，而不是经过乡试等途径一级级往上考，因为温州当地选拔名额有限。读太学虽然宽进但要严出，也要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三年一考，最后才能太学“毕业”，以“同进士”的身份参加皇帝的殿试。那年王十朋的机遇和运气比较好，殿试时得了状元，但钱文子在太学里的成绩也是出类拔萃的。王十朋在做了京官之后，外放泉州等地当知府，钱文子在台州等地也做过知府。王十朋政绩显著，只是钱文子的政绩典籍记载甚少。钱文子后来入京做太学博士，王十朋也回京当过太子的老师。

    其次，王十朋著作等身，在南宋他的文学成就甚至比同时代的陆游影响要大。钱文子的著述也不差，同样轰动文坛，有《白石诗传》《论语传赞》《补汉兵志》等计91卷，影响最大的属《补汉兵志》，享有“儒林巨擘”、“一代宗师”之美誉。第三，王十朋是一位教育家，一生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钱文子晚年回乡教学，继承和发扬叔公钱尧卿的“白石塾”业绩，也培养出一批优秀学生。

    所以，从人生的轨迹来看，钱文子简直是王十朋的缩影，只是钱文子不是状元，但那时有人也称他为状元了，“时呼状元”（陈傅良《上斋集》）。从以上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钱文子一生的成就和历史价值了。

    如果一定要说钱文子与王十朋有那些不同，就是他们的出身及家族影响力了。钱氏故里白石，除了“三贤”之一的钱尧卿，名贤辈出，钱氏大家族，在南宋间就涌现出六名进土。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乐清人文现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在封建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位人才的成长和出现，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往往要靠家族的力量和支撑才能完成，比如，乐清南閤的章氏，北閤的李氏等。

    林晓哲（青年作家）：

    乐清人人文历史上素多文学家，甚至出过几位文学大家。但思想家、史学家之类却不多见，明清以降更趋减少，而且囿于一隅一地。钱文子之于乐清的特殊意义，便在于此。他是乐清少有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可谓乐清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人文学者。

    陈鱼观（乐清市汉诗学会副会长）：

    钱文子一生政声斐然，著述颇丰，是南宋著名的诗人，至今还能在《全宋诗》中读到他与当时文坛盟主周必大相互唱酬的诗歌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165年，年仅16岁的叶适到钱文子的家乡白石讲习，并维持了三年。在这三年间，钱文子与比自己小两岁的叶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学习切磋，相互进步提高，为后来形成著名的永嘉事功学派打下了基础。可以说，钱文子是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的主要创立者和重要推动者，他们的学说对浙南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艺宝（乐清市汉诗学会副会长）：

    钱文子虽非科班出身，而是“两优（品学兼优）释褐”，在44岁时膺荐出仕，但其最终还是以出色的政绩和教学、著作成果交出了令人钦服的答卷。尽管其《补汉兵志》可能因为当局怕民强难驭而不予采纳，却也为“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补汉兵志》书影

    钱文子墓志

    钱文子像 周方德 作

    白石钱氏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