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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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哲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父亲就不再是单纯的农民。他最初和朋友一起办麻袋厂。做不长，改行办电器厂。这个厂，全称是乐清市电器三厂。作为集体发起人之一，父亲从来不知道一厂、二厂在哪里，连它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这个厂从十来个人，迅速地发展到五个车间，四十余人。但几年后又散了，许多人陆续地从厂里出来单干。到一九八零年，电器三厂作为一家集体企业就不复存在了。但父亲留了下来。他所在的车间只剩下四个人。父亲带着剩下的三个朋友，一直做到二零零二年。

    起初，从电器厂领着固定的工资，家境慢慢地富裕起来。就不用再借钱，而是常常借钱给别人。父亲的做法是，五百，一千，几千，都借。借的长，就算利息，一分息。父亲深谙细水长流的道理。但父亲对电器厂相对清闲的生活并不适应。他用空余的时间向一个朋友学会了做粉干，又把做粉干的技能传授给大家庭的成员们，祖父，祖母，母亲，大姑，二叔，等等。做粉干有复杂的工序，大家就轮流着上夜班。父亲通常是傍晚从电器三厂下班后开始磨米粉，再揉成粉毂置入大镬烧，再转到碓臼反复揉搓，再用机器拉出粉筋，最后重新置入大镬烧熟，直至早晨八点前制成粉干。好几年的许多个夜晚，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之后匆匆洗漱，去厂里上班。母亲也做起副业。那时翁垟的矿灯和柳市的五金、白石的卵卵（石子）齐名，母亲就在家里装矿灯。装一百盏盈利二三百元。

    父亲常常说，家私要平时节一点点做，钞票要用在关节头上。这么做着，做着，到了一九八二年，就到了用钞票的关节头。父亲和母亲合计，砌新屋。

    那时村里已经有两座三层楼。父亲原本也想砌三层楼。但砌三层楼，样式就只能简单。又和母亲合计，改砌一座样式好看的二层楼。第二年，父亲果然砌了一座全村最漂亮的二层楼。父亲罗列着理由，带着证据确凿的自信：你看，五十公分高的地丘，那时通常只有三十公分或不做地丘；黑白的石英墙，以及磨出光滑表面的石英护栏，那时村里没有一座房子有；窗户的四周，用一皮砖来锁边，也洒上石英，既美观又实用，窗台放上一只水桶也很稳当；西间靠近马路，装的四排门那时也没有开始流行，可以做店面；道坦的西南面的一层裙屋，屋内可以养鸡，屋上的平台和主楼相连，可以种养花草。母亲和大姐都是喜欢种种花草的，她们种了昙花、东南西北、鸡冠花、秋海棠、绣球花、君子兰等等。这座房子，我们一家住了二十七年。砌屋时，我开始记事。到拆时，我请摄影朋友把房子的角角落落拍了个遍。大姐、二姐、哥哥也一起回家，来看最后一眼。砌屋前两三年，父亲和几个叔叔从祖父的大家里分离出一个个小家。到拆后，新宅落成，我作为老幺，从父亲的大家里分离出一个小家。这样，这座二层楼房子几乎完整地承载了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岁月。他也是那么敬业地承担着这样一个一家之主的职责。

    崭新的二层楼房子让父亲心满意足。父亲已经不知不觉步入中年，也渐渐地趋于守成。他开始喜欢向我们念叨家族古老的往事，关于它的荣耀与败落。他也渐渐地感受到孤独，因为他的周边几乎没有朋友把精力放在子女读书上。八十年代于知识分子而言是自由的时代，但对于大多数乐清人而言，那只是一个挣钱的时代。“一个挣钱的时代”出自小叔之口，以此作为他乐中毕业后就去经商的理由。对于小叔的经商，父亲是惋惜的。接着，敢闯敢当的三叔被“抬会”击垮，他迅速积累的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债主们占领了他的房子。父亲买下了三叔的房子。“林家的房子要守住。”向来不多管闲事的祖父这样告诫他。之后，父亲做事愈发地小心谨慎。父亲说，那段时间，柳市首批有七家企业办了生产许可证。几个从电器三厂出来的朋友，也和父亲商议，重新聚首办许可证，但提到投资的数目，父亲退缩了。一个在黄华办开关厂的朋友来向父亲取经，也想和父亲合作，父亲依然婉拒。父亲其实也和朋友一起在上海办过厂，他投了几千块，带上了几个亲戚，但唯独自己没有去，还是守在电器三厂的老车间里。

    上海的厂经营一年后停产。父亲的解释是形势紧张。也是和形势有关，父亲在电器三厂的业务日趋惨淡。九十年代初，应该有许多小生产作坊经历过同样的命运。我至今记得，当年在柳市街头，“上海开关厂”的标牌是称斤论两卖的。父亲不得不暂别干了二十年的电器生涯。他来到义乌。在第二次砌屋时，来自瑞安的泥水匠永盛叔常常找父亲攀谈，后来父亲帮他改行做了生意，后来他又去义乌办了针织厂。永盛叔请父亲一起经营针织厂。但父亲在义乌的日子并不如意。他不会普通话，蹩脚的普通话只是乐清方言的离奇变异。原本不会抽烟，此后学会抽烟。也不会烧菜，却不得不常常自己烧菜做饭，尽管永盛叔的家人都在义乌。父亲深知永盛叔出于家庭原因的难处，一年后，他还是告别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回到熟悉的电器行业中。

    父亲的电器生意仍是不温不火地做着。仍是骑着凤凰牌自行车，每日往返于翁垟与柳市之间。从门前，经过高阳、泥垟、汤岙、万里桥、东岙、长山、麻园，就到了柳市。父亲常常出入于电器城、正泰、德力西、金山门、泰成等厂家，购买变压器、互感器、断路器、刀开关、电流表等，再沿路返回。那些年，父亲一直骑着那辆自行车，但脚下的路在变，从窄小的水泥路到宽敞的公路，再到公路也沦为“窄小”，摩托车渐渐多起来，接着摩托车少了公交车和小车多起来，沿路的新房子也多起来，四层楼的，五层楼的，六层楼的，甚至比六层楼更高的，紧挨着，簇拥着。父亲曾经的新房子也淹没在紧挨和簇拥的新房子中。它的黑白的石英墙更显出陈旧的味道，以及橙红色窗户上脱落的油漆，长出墨绿色浮苔的阳台护栏。二层楼房子不可避免地老去了。在老去的过程中，大姐中专毕业到人民医院上班，二姐乐师毕业到翁垟一小教书；哥哥和我也到乐中直至大学，哥哥读会计，我读法律。父亲说，现在不和人比钱多，现在我家里有四个师，医师，教师，会计师，律师，这四个师，在美国是最吃开的。那几年，父亲也确实只是安稳地做着电器生意，收入也不多了，我和哥哥读书的费用，大姐和二姐都分担了一部分。一九九六年，重振旗鼓的三叔在乐清买房，劝父亲也买一套，那时我和哥哥都在乐中读书。父亲思考再三，反倒是回家把二层楼装修一新。再后来，三叔回老家盖别墅，他又说：

    “你看，老了还是要住回来。”

    乐清市电器三厂

    ——砌屋记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