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哲

    一九六七年。父亲和祖父从虹桥买了一头牛。当时他们还不敢多想这头牛日后的大用。十岁出头的二叔成了放牛娃。三年后小牛变大牛，生出一只小牛犊。这是大家熟悉的场景。曾祖就曾贩过牛。也是在虹桥，曾祖认识了另一个贩牛人。这个人日后成为他的丈人。曾祖与曾祖母养育了六个孩子，祖父居长。祖父与祖母又养育了六个孩子，父亲居长。人口愈来愈多，房子愈来愈小。父亲一家人住在一座老房子的宅门角里，三十平米，两个房间，两张床。很难想象一家八口怎样拥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其中包括祖母、大姑和小姑。或许还可以说包括一只猪，那时刚刚引进的白猪。以及一群鹅。猪和鹅的起居也是在宅门角，来来往往，天天照面，几乎谈不上一墙之隔。我问，不嫌脏？父亲说，那时的人就是这么脏的。很脏的人也很瘦。但牛和猪和鹅，越长越瞟。

    父亲向来宣称自己十六岁当家。他在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失学，失去成为家里第一个乐中生的机会。接着有两年农中的经历，记忆最深的已不是学习，而是将每日配给的米省下来，置入竹筒，由二叔带回家。二叔每日往返于从村里到农中的路上，家里的米也积攒起来。村大队发现时，还被冤屈为偷米。紧接着的一九六零年，曾祖、曾祖母相继去世，一个未曾谋面的叔叔夭折于盲肠炎。“搭食堂”在夺走我的三位长辈后结束。父亲正是把这一年视为当家的第一年。他在那一年代替生病的祖父，跟随他的叔叔们去城北十八玍斫柴。寒冬腊月，父亲带去的米饭结出厚厚一层霜冰，咬起来听得清喇喇声。

    父亲的叙述伴随啃咬的动作。父亲试图让我体会结着霜冰的米饭的滋味。不加糖的冰棍？父亲笑了。他说他从十六岁开始承受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他想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很惊讶激励父亲前进的居然是饥饿而不是家族曾经的荣耀，不是四对旗杆夹和六百亩田产，不是耕读世家。而这些都是他常常拿来激励我的。父亲渐渐地结识了许多年长的朋友，他跟随他们尝试各种挣钱的方法。就像父亲现在在生意场上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一样。父亲至今还在挣钱，他拒绝像他大多数的同龄朋友那样成为十足的老人。年轻的父亲很快成为滩涂上钓跳鱼和踏蟹的高手，一斤跳鱼二角八，一斤蟹一角。也打零工，去玉环鹿西岛的滩头筛“苍蝇头”，一种绿豆大的石子，运回来铺路，一次赚十几块。从沙头、小门山进盐，再拿到温州永强兑糖，再把糖带回来卖，一斤糖三四角。母鹅孵小鹅，一只可以孵三四窝，一窝八九只，小鹅长到几个月，就乘船拎到温州街上卖，一斤鹅七八角。父亲把挣来的钱交给祖母。祖母把钱藏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有一天，祖父对父亲说，我们去买头牛吧。家里就有了一头牛。接着又有了一只猪。接着一头牛变成两头牛，一共卖出四百三十块。接着猪又长到五百斤，成了公社出名的胖猪，卖出三百多块。

    牛和猪，多年来为祖母、父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们津津乐道。二叔舍不得牛，挂过泪。但是它们的相继离开使父亲的大家庭一下子多出了七百多块钱。七百多块钱连同积攒的其他的有限的钱，成为父亲亲历的第一次砌屋的启动资金。这一年是一九七零年，父亲二十六岁。这一次砌屋对父亲还有一份特殊的意义。父亲二十一岁和母亲订婚。他迟迟不能迎娶母亲。那座宅门角的狭小的老房子，没有办法在一个大家庭里再分离出一个小家庭。我想父亲一定在心里盘算着砌屋的时间。砌屋的时间有多长，迎娶母亲的日子就有多近。

    很快的，父亲和祖父与村里商量好地块。就在家族荣耀时的祖屋的南面，是离当年旗杆夹最近的地方，至今滴水花檐、六角古井、青石槽、青石磨盘尚在。在那样一个单纯的农业时代，砌屋说简单也是那么简单。木头搭梁，石头做墙，泥巴捶地，再盖上瓦，一座房子就差不多成了。木头，专程坐船去永嘉乌牛买，料好，便宜。石头，是老房子后的老鼠岩上采的，一家人齐上阵，一块一块搬过来，两三百米路。泥巴，是村后山祖墓附近的白石泥，也是一家人一担子一担子挑，四五百米路。但三间屋框架一搭好，隔墙也没做，家里的钱还是用光了。无奈，停工。一停大半年。到了秋收时节，村里的人便把稻干堆到里边去。大伙说，空着也是空着。父亲于是又急着复工。连借带凑地复工。三间屋砌好，在西边添了一间简易偏舍。偏舍缺四根横梁，父亲便一个人跑到虹桥去买。

    父亲比划着，一个人，四根三米长的横梁，怎么担回来。看我听不明白，特地拿来五根筷子，放在茶几上，彼此交叉着，在其内部构成一个三角形：底边一根代表扁担，两边各两根代表横梁，横梁交叉捆在一起，构成顶角，横梁再分别和扁担交叉捆在一起，两侧横梁在扁担左右的重量，需要大体平衡。父亲就站在三角形内保持大体平衡的支点上，从虹桥一路担到二十里外的翁垟。走到南岸，累了，坐下来原地休息。一个与父亲同龄甚至年长的陌生人向父亲问路。他对父亲的称呼是“阿伯”。

    直到现在父亲仍对这一称呼耿耿于怀。直到现在父亲仍被更多人称为“阿伯”。父亲属鸡。母亲常常说，这只公鸡啊，爱打扮。父亲浓眉大眼，鼻梁高挺，不乏英气，但年轻的时候背就微驼，又黑又瘦，胡须很厚。母亲的评价是，看你那相道，不叫你阿伯才怪。

    但房子终究是造好了。父亲从舅婆那里借了一张圆额床，摆在新屋里。这是为迎娶母亲准备的。几年之后，他们才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圆额床。这张床现在还完好无缺地保藏着。

    有一天，父亲抡着锤子，跪在新房子里锤蛎灰坦。父亲的朋友顺木伯走进来，对他说：

    “我们要办厂，晚上开会，你来吗？”

    一头牛和一只猪

    ——砌屋记之一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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