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进彪

    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管理处数据显示，10月1-3日这三天时间里，大梅沙海滨公园产生的垃圾量总数超过300吨。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公园清理垃圾的经费投入，在去年3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了100万元，达到了400万元，清洁工人由正常的300人增加到800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游客的素质提高了，很多人自觉带了垃圾袋，主动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了。”（10月5日《南方都市报》）

    据工作人员说，“很多人自觉带了垃圾袋，主动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了”。这应当是“垃圾山”旁最令人欣喜的一幕，而这样的欣喜也同样在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景点出现。这样的小举动，是一种个人素养大进步的普遍性表现，这会使景点保洁成本大幅降低，而如果这样的小举动多了，带来的直接价值就是对社会环保总体成本的有效消解，因此这样的小举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社会的大进步。

    不过从更大的角度上看，欣喜之中却隐含着一种怅然。因为这样的进步只是将垃圾方便地扔进了桶里，虽然景区内的环境压力会因此而得到缓解，但这样巨量的垃圾依然存在。将这些山一样的垃圾运出景区后，会聚合成更大的垃圾山或垃圾海，而仅在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这样一处景点内，一年清理垃圾并运出景区的经费就高达400万元。可想而知，全国景点之外的“垃圾山外山”会是多么的巨大，对此投入的治理成本又会是多少个400万元？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成本，更是一种巨大的环保压力。“很多人自觉带了垃圾袋，主动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了”，这确实令人欣喜，但它对于更大角度来说，却只是将垃圾山来了次“搬家”。

    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生活消费水平远远高于中国而且人口密度也绝不低于中国，比如日本新加坡等，但在他们的景点或街道上很难看到满地的垃圾，这固然与他们严苛的管理有关，但这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会产生垃圾，因为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处于生活状态就一定会产生垃圾，但不同的是人们在产生垃圾时有着“克制”理念。这一理念在餐馆里尤其明显，在中国的餐馆里，满桌都是用过的餐巾纸，即便是另付费也会是不节制使用，恨不得吃一口饭就用一张新餐巾纸擦一下嘴或手，这看上去很潇洒很卫生，也好像是另一种摆谱。但在一些国家，他们用餐时并不会大量使用餐巾纸，一张餐巾纸往往反复使用多次，直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成为他们眼中的垃圾，而且有的人在就餐结束后还会将擦过脸的但还不太脏的纸装进衣兜里，以便再次利用。这在中国一些人的眼里可能很小气寒酸，但这就是理念不同带来的不同感受和举动，而这样小气寒酸的“克制”实则就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环保理念，它的本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在“克制”中少产生垃圾，而这本身并不会降低生活品质。

    因此，对于环保这个大概念应当提出更高境界的宣传，将外在的定位宣传内化为源头上的“克制”理念，让“少产生垃圾”的理念，从根本上消解景区内及聚在各处的“垃圾山”。

    （作者为媒体人）

    倡导“克制”理念 消解“垃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