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邦彦（？-1141），字国材，宋代乐清长安乡凰屿(今柳市镇凰屿村)人，登政和八年(1118，当年十一月改为重和元年)王昂榜进士，是乐清历史上第一位科举进士，打破了乐清自宋立国以来“百年之间未有登第者”的纪录。

　　根据《东瓯金石志》记载，郑邦彦，“惟玘之子，尝从许景衡学”。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瑞安白门（今属温州瓯海）人，为“永嘉元丰九先生”之一，他在《横塘集》卷十七《答郑国材书》中写道:

　　示问《中庸》大指，非公好学，不耻下问，谁肯千里移书见及耶？“曲能有诚”，谓之致力于所偏曲，其义有所未安，诚如来喻。盖“择善而固执之”者，学者之事也。择者当如何？学问思辨是也。此所谓“致曲”也。“曲能有诚”，诚于致曲而已。

　　许景衡对郑邦彦虚心求学、不耻下问、精益求精的态度非常赞赏，指出学者应当“择善而固执之者”，做到“学问思辨”，并且在具体事务中磨炼心性，从细微处积累道德修养。

　　永乐《乐清县志》记载，郑邦彦于政和初入太学，因品学兼优而蜚声京师，当时两学(国子监和太学)的学生对他趋之若鹜，以无缘见识为憾。重和元年（1118）解褐进士，先后授沧州、台州教谕，“皆为忧服不赴。服除，席参政益帅湖南，辟为内幕。赵相鼎当国，益荐之甚力。丞相谓林检正季仲曰:‘郑邦彦，两学名士，何以处之？’或以旧物对，遂与婺州教官。笃意教士，讲肄期年，士子皆有矜式。绍兴辛酉，以疾卒于官。”

　　有可能席益知温州时，郑邦彦与他认识。从县志可知，席益任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时，聘请郑邦彦为幕僚。绍兴四年(1134)秋，赵鼎为相，席益积极推荐郑邦彦。绍兴七年，赵鼎再度任相时，不仅推荐林季仲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而且问林季仲说:“郑邦彦，两学名士，何以处之？”林季仲与郑邦彦既是温州同乡，又都曾从许景衡学，所以林答曰可给郑原来的职务，因此郑邦彦后来就做了婺州教谕。郑邦彦在婺州教谕任上，专心致志地培养人才，当地读书人都以他为榜样。过了几年，因积劳成疾，于绍兴十一年(1141)病逝在婺州教谕任上。

　　郑邦彦性格孤高，不随流俗，品行端正，注重礼节。《隆庆乐清县志》赞颂他“操行端悫，动容中礼”，“学综经籍，尤长于《易》”，说他贯通经籍，尤其精研《易》学，他学习用的经史书籍都是自己动手抄写，笔划遒劲有力，没有一个字写得潦草，所有见了的人都叹服，凡是有心学《易》的多以他为师。

　　郑邦彦大约于北宋宣和年间，丁父母忧时，在家乡创办了凤山书院，学生在100人以上。《道光乐清县志》卷四记载：“凤山书塾，在五都凤屿，长山郑氏建。”郑邦彦学问渊博，亲自教授弟子，声名远播。王十朋在为乐清万桥万世延（字叔永）撰写的《东平万府君行状》中写道：“宣和间，邑大夫兴乡校，以乡先生郑君邦彦主之。郑学术渊粹，为时名儒，从之游者以百数。”由此可知凤山书院的办学规模和郑邦彦的教学能力。

　　郑邦彦去世后，江西派著名诗人吕本中在《教授郑国材挽词》中写道:“松桂在荆棘，所趋故不同。虽云被剪伐，所至仰清风。念子行古道，箪瓢生屡空。我来则已病，不复能从容。平生务躬行，圣处久收功。坚坐想颜子，欲往吾其从。丹旐忽已远，暮霭千万重。论文一尊酒，坚坐更谁逢。”认为郑邦彦是一个品德高尚、坚守操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所到之处都能赢得他人的尊敬。他一生践行古道，生活较为清贫，常常面临生活物资匮乏的困境。

　　侯一元在《隆庆乐清县志》人物传后评论说:“才士之患，恒在标榜。介特如郑君，岂有东汉党人之祸哉，博学而有礼，可谓难矣。赵鼎，良相也，见贤而不能用，惜哉!”其意思是：有才学的人往往爱自我标榜，如果像郑邦彦那样有才华而不流俗，孤高自持，怎会产生东汉党祸的危害呢？既博学多才又遵循大礼，真是难得啊！赵鼎是良相，虽然赏识他的贤才没能重用他，真是太可惜了。

　　郑邦彦的诗文都已佚失，仅留存《白鹤寺钟铭·序》。清戴咸弼辑《东瓯金石志》卷六记载：宣和三年五月，仙居群贼（即吕师囊、俞道安）陷乐清，以白鹤寺为巢穴，秋天王师至，贼焚寺毁钟逃走。六年三月，寺僧法因子印以所遗铜六百斤，并募缘重铸。第二年三月九日钟成，郑邦彦为之铭，曰：“我闻贼初作，官以钟号兵。及贼据为巢，亦以钟聚党。佛始制钟意，欲众闻法音。岂知仓卒间，覆用代金鼓。大众观是事，犹彼众生心。用之善不善，毫末缪千里。善用则法器，不善器亦凶。器犹可变更，心谬难遽改。今以三昧火，镕彼热恼铜。入此戒定模，得成无漏器。撞以慈悲手，流出微妙音。六道与四生，闻者证常乐”。

　　千年时光流转，郑邦彦创办的凤山书院早已不见踪迹，唯乐清县志有所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