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良巨员
宋代的“有官人”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它始创于隋朝，发展于唐朝，兴盛于宋朝。在宋朝的科举考试中，有这么一群特殊人群，本身有官职，但是仍然参加科举考试，这群人叫做“有官人”。
“有官人”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
提到有官人就不得不说一下“恩荫制度”，恩荫制度是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安抚大臣而推行的一项政治特权，即按照官员等级而授予其子孙相应的官职。
这个特权始创于秦汉时代，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但在唐代，恩荫人数十分有限，而且对恩荫之人也有所限制，“唐制资荫，本只及子孙，他亲无预，又不著为常例”。也就是说，唐代官员的这种特权只能推及子孙，其他亲戚如侄子、外甥等都不在恩荫之例，而且并非时常都有这个机遇。宋朝建立后，恩荫制度则得到了充分发展。
宋朝的恩荫制度从范围上逐渐扩大，资格上也变得宽松，导致人数特别庞大。而这些接受恩荫的人，也就都有了官职，所以成为了未经过科举选拔就获得官职的“有官人”。
“有官人”越来越多，但是毕竟真正有实权、能干实事的官职就那么多，就算本身通过恩荫制度得来的官职，往往也不是自己想要的位置。加上宋朝人对科举持积极态度，认为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许多的士子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家族地位。
所以，一部分“有官人”也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作为自己官职上的跳板。当然，与寒门士子不同的是，“有官人”是享有一部分科举特权的，按常规，通过礼部考试的士子，还要参加礼部的诠试，才能授予官职，但“有官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则不需要通过礼部考核便可直接上任，所以跳两级、免诠试等优惠措施对“有官人”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有官人愿学于本州者，亦免试，升补悉如诸生法，混试同考。”
这也是“有官人”的一项特权，即不需要参加考试，即可入学。相比之下，寒门士子只有考取相当高的名次，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地位，而“有官人”则只需要考取中上等就能连晋两级，这无疑是一项“大福利”。
就连大诗人陆游也曾参加“有官人”的考试，他曾荫补登仕郎，但也想通过科举考试证明自己，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官职，所以曾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只是第一次落第，第二次在厅试中获得第一。但由于触怒了秦桧，陆游在礼部诠试中又被黜落。
为了体现相对的公平，宋朝对“有官人”的考试还是有所限制的，这也是为了提高寒门士子的考试积极性，也便于选拔人才。
限制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官人”不能做状元。
仁宗就曾说过，“朕不欲以贵胄，先天下寒畯。”“有官人”已经取得一定的资历，在条件上优于其他士子，所以应该先照顾寒畯士子。朝廷对寒畯士子的关注与提携，在考试政策上也多有倾斜，甚至不惜触及权贵大臣的利益。所以，朝廷对“有官人”不能为第一的限制，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展现朝廷对贫寒才俊的特别优待，更好地笼络这个群体。
当然，限制不仅这一点，“有官人”还需要增加考试内容，而且考试还有更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学习经义、诗赋、时义，还要能断案、通晓律义。
只有相对的政策，没有绝对的公平，宋朝的科举考试虽然给了“有官人”相应的便利，但也没有阻碍寒门士子的晋升之路，总的来说，还是现在的考试更加公平。
明代的“学霸”
明朝的学制，两京（南京和北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都有一定的学额，归各省学官管辖。乡村之中又有社学，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的限制，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州、县学。
明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洪武十五年定令，廪膳生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明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州、县学各设增广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说，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除徭役。以后增广生员以外，又增附学生员，现代术语称为特别生，虽也不能领米，但仍有免除徭役的权利。
通常人们用秀才称呼这些人，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为国家做事；但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生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层。这一群特权阶级的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众实力，可以欺辱一般民众，同样也可以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孟仁义，但是事实只是地方的祸害，这就是学霸。
嘉靖十年提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妄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查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便指的这些人，然而行动并无多大成效。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然而也无成效。
见到如此情形，内阁首辅张居正决心尽除学霸。然而，明朝以来，政府的官吏都出自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手中。他们固然压迫普通民众，然而一般的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的反对，反而出乎意料地受到民众的拥护。因而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亲政，在这些秀才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一系列的清除学霸措施。崇祯年间，大学士温体仁也提出过同样的主张，刑部都给事中傅朝佑立即提出弹劾，奏疏称温体仁“又议裁剪茂才（即秀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为得罪于圣贤。”后来剪裁生员的计划终究落空，学霸这一特权阶层也就伴随着科举制度至其覆灭。
清代的“捐监生”
监生，这一源自国子监的科名，在明清两代承载着复杂的社会意义。本应是十年寒窗的功名象征，最终却沦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品。
监生本意为国子监肄业生，国子监就是国学、太学、大学。其生源相当复杂，有举监、贡监、荫监、例监等等。其中例监就是花钱捐得的，后来逐渐成为大多数。
明代初创时，捐监尚存培育人才之意——向国家捐资者可在国子监读书，虽属银钱换取的资格，但毕竟还需完成学业考核。到了清代，这项制度彻底异化，监生身份完全成为银钱交易。绝大多数监生不但不能在国子监读书，而且连国子监都没有去过，只是得了一个名目而已。
捐到监生，就算是广义的秀才了。可以参加本省乡试，还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从这一点来说，比一般生员还有优势。即使不参加乡试，也可以获得公堂免跪县令的资格，可以混充乡绅，获得体面。死后还可以在神主牌上添得“太学生”三字，满足小户人家“死后哀荣”的需求。更有甚者，广东有监生在门前高悬“天子门生”的灯笼。按说他连国子监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怎么就敢称天子门生呢？因为他虽未踏入监门，姓名却录在国子监名册。若遇到天子辟雍讲学，理论上他是可以听讲的。总之是天高皇帝远，拉大旗唬人的。这种情况在近京几省绝对不会出现，别说你捐的监生了，就算是两榜进士，也不会这么张扬。
捐个监生到底要多少钱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确切的记录。乾隆年间，俊秀（平民）捐监需108两，相当于四品京官年俸，另缴部监饭银、照费、经费等杂项约8-11两。在同是乾隆年间的甘肃王亶望贪腐案中，监生被以50两低价违规出售。到了晚清因白银外流，咸丰年间监生价格降至88两。光绪末期进一步跌至50两左右。在北京，由于学历不值钱，光绪年间40两就可以捐个监生。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罗田县王吉臣花费163.2两，买到监生身份和从六品虚衔。
光绪年间北京甚至有一种“临时监生”的骚操作。有人秀才没考中，遇到乡试就想考举人，便要捐一个监生。但临时现捐，需要几十两银子，还不确定能否中举人，只买一个监生又不愿意。而且捐监手续都办完，也需一段时间，于是就兴出了这种临时办法。先把十来两银子交与国子监，由监中发给一张临时的监生执照(通称监照)，有这张执照便可在礼部报考乡试。将来如果中了举人，再行补交全费，由监中再发正式的监照；如不能中，就算完事，秀才可以接着考，或等下次乡试再行现捐监生。
监生当然也出人才。左宗棠就是通过“捐监”制度，花费108两银子购买监生身份，从而获得乡试资格，幸运地考中了举人。
捐监换算成人民币到底需要多少，这个众说纷纭，总之数目不低。《儒林外史》中周进捐监花费200两，而他当塾师时年薪只有12两，不吃不喝17年才能攒够。若以乾隆米价折算，108两可购大米216石，足够五口之家十余年口粮；按光绪年间北京雇工日薪计算，挣得最低40两捐费需连续劳作12年。以物价或者工资换算其实也很难准确，因为在古代能吃精米细面的是极少数，他们的工资更是只能保证一种较低的生活质量，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有人用猪肉价格换算，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500到800元。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当时有多少人能吃得起猪肉，又有多少人能顿顿吃猪肉呢？虽然重量一样，一两银子能买到的是一年只可以吃一次的猪肉，800元能买到的是顿顿吃的猪肉，那很明显还是一两银子金贵。根据彭泽益、严中平等学者的研究，清末能随时拿出50两现银的家庭不超过总户数的2%-3%。根据央行《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存款超50万元的家庭占比约4%（含理财等流动资产）。
我们几乎可以推定，清末能拿出50两银子的家庭，按照比例不会比今天能拿出5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多，更别说200两了。沉重的经济门槛，将功名交易限定于绅商阶层，形成“富者功名易得，贫者科举难求”的恶性循环。
举一斑可窥全豹，当国子监从教育机构蜕变成了捐纳衙门，当“监生”头衔成为可量化交易的商品，这不仅昭示着科举制度的异化，更折射出传统官僚体系的深层危机。捐监制度最终与清王朝共同走向末路，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警示：任何教育制度的溃败，往往始于公平性的消解。
本文写作参考了耿哥说：《宋朝有群“特殊人群”，有官职却还参加科举考试，陆游是其中之一》；齐士：《捐个监生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