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常权

　　只要是上过学的人，再怎么不喜欢语文课，恐怕也会记的这联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笑了，是因为爱吃的荔枝到了。这联诗句是如此地口口相传，以致现在有个荔枝品种特意取名“妃子笑”。

　　而且，喜欢拿唐朝的长安作为书写对象的畅销书作者马伯庸，还特意为此写了本小说，叫《长安的荔枝》，畅销依旧。近日，同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一开播，就在全网爆火。

　　《长安的荔枝》讲的就是“运荔枝”的故事。一个叫李善德的小吏要在贵妃诞日之前，从岭南带回新鲜荔枝。但是这这荔枝到底能怎么运？从哪里运？用什么运？走什么线路运？又能如何保鲜？才能换来“妃子笑”。今天的文化周刊，我们简略地来讲一讲这个问题，考虑到篇幅，对一些还有争议的观点，本文一概不提。

　　荔枝简史

　　在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中，荔枝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历史地位，成为南方水果中的标志性存在。在古代文学中，荔枝的象征意义和诗人情感的联结，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使其不仅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思。

　　荔枝最初被称为“离支”，亦作“离枝”。这一称谓的由来，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事物的细致观察与形象命名。人们发现其果实一旦离开枝头，色泽、香气和味道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变质，即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所描述的：

　　“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识里，“离枝”与别离意思相近，带有不吉利的意味。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便逐渐将之更名为“荔支”“荔枝”，以避不吉之字，但其“离枝”的意象一直沿用。

　　随着荔枝的广泛种植和传播，其名号与各种故事交织在一起，让这种珍果衍生出诸多雅称和别称，如“妃子笑”“白糖罂”“桂味”“增城挂绿”等。

　　荔枝的野生起源与中国古代南部的热带森林密切相关。而关于食用荔枝的记载可追溯至汉初。《西京杂记》是汉代刘歆所著的一部笔记小说集，东晋葛洪辑抄。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杂史，包括许多遗闻轶事，其中有南越王赵佗进奉荔枝的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赵佗曾向汉高祖刘邦献上荔枝，而刘邦则回赠给他四匹绣有葡萄花纹的锦缎。

　　南越王赵佗统辖着岭南之地，彼时荔枝已是当地珍贵果品。他深知荔枝之味美，足以表达对汉朝皇帝的敬意，于是精选岭南荔枝送往长安。荔枝自此成为宫廷中的珍馐，一直作为皇室贡品存在，甚至具备了一定的外交属性。《东观汉记》载：“单于来朝，赐橙、橘、龙眼、荔支。”荔枝作为赐予单于的礼物之一，也是皇帝用来展示国力、赠予属国或外宾的外交礼。

　　关于荔枝的人工种植记载则要到东汉末年。史学家张勃因不满陈寿《三国志》中以列传而非帝王本纪记载孙吴诸帝，在吴灭之后为纪念故国，依照《吴书》旧制，作《吴录》三十卷，以谶纬、天命符瑞为依据奉孙吴为正统。书中详细记录了吴地的风俗习惯，谓之“风俗靡遗”。“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这段记载表明荔枝在汉末晋初已广布于中国南部地区，时人对荔枝的种植和栽培成为常事。

　　唐朝的文献里并没有记载杨贵妃的荔枝从哪里来，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来自于涪州（今重庆市辖区内）。涪州的治所就在今天的涪陵县，另辖乐温（今长寿区）、武龙(武隆)、宾化(南川)等地。当时的涪州下辖有一个乐温县。唐代的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制》里提到乐温，“县出荔枝”。这个乐温县，就是今天重庆的长寿区。

　　乐温县的名字，起源于唐高祖李渊的武德二年（619）年，当时就是因为“其地常温，禾稼早熟，民乐之”，所以定名为乐温县。东汉的杨孚在《南裔志》里也这样写道：“随江东至巴郡江州县，往往有荔枝树，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变赤可食。”

　　因此，重庆一带种植荔枝，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的重庆不种荔枝了呢？

　　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是地球的温暖期，那时候四川重庆一带可以种荔枝。到了南宋年间，年均气温下降了3度左右，长江流域的荔枝都冻死了。

　　荔枝不仅以其独特的风味受到人们的喜爱，也因其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联，在古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荔枝与诗人的联结往往深刻，其甘甜的口味、生长的地域以及晶莹剔透的形态，成了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媒介。喜欢荔枝的诗人很多，尤以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为最。通过诗人的笔触，荔枝的形象更加立体。

　　荔枝产地

　　上文提到的只是对唐代“妃子笑”荔枝产地一个普遍的看法。《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表明，杨贵妃至少吃过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四个省的荔枝。当然，这四个省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行政区划。如果按照唐朝的行政区划，大致是剑南道、岭南道、山南道、江南道等地的诸州。围绕杨贵妃到底吃过哪些地方的荔枝，自唐以来，就一直有争论。而且，在这些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凡是认为杨贵妃吃过四川荔枝的，都是宋朝人。

　　在唐朝，四川不仅出产荔枝，而且产量很大。据《元和郡县图志》第三十一卷载，当时戎州、忠州、涪州都出产荔枝，其中“戎州僰道县出荔枝，一树可收一百五十斗”。可见四川荔枝产量之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胡子苏轼认为：“天宝岁贡取之涪。”他还特别注释说：“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范成大在《吴船录》云：“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支。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然品实不高。”

　　成书于南宋、由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在第一百七十四卷《涪州》中记录：“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南宋诗人谢枋得所著《注解二泉选唐诗》中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

　　以上所说的涪州，指的是涪陵，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榨菜。嘉州指乐山，眉州指眉山，都在四川（涪陵现属重庆）。

　　宋朝大才子宋祁在其《益部方物略记》中认为：“荔枝出嘉、戎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即妃所取。”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又如荔枝，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过泸戎摘荔枝’之句。”

　　泸州就是今日酒徒们都知道的“泸州老窖”产地，戎州是宜宾，还是在四川。

　　另有宋朝人张君房，他细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所作的《荔枝图序》，认为杨贵妃吃的是忠州的荔枝。这个忠州是忠县，现属重庆市。

　　说杨贵妃吃过四川的荔枝，比较符合逻辑。因为杨贵妃可以算是四川人，而且幼年时期在四川生活过。她在当年就吃过四川的荔枝，长大富贵后还想着幼年的那一口儿，太正常了。

　　其次是认为杨贵妃吃过广东、广西荔枝的，几乎都是唐朝人。

　　和杨贵妃同一时代的大诗人杜甫，写下《病橘》诗说：“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又写《解闷》诗说：“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杜甫这里的“南海”“炎方”，我们都可以当作广东和广西来理解。

　　唐朝天宝末年的鲍防在《杂感诗》中说：“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象郡”“林邑”，我们可以理解为广西。生卒年不详，但唐宪宗元和年间还在世的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写道：“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唐朝人袁郊所撰《甘泽谣》中载：“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诞辰，驾幸骊山，命小部音声，奏乐长生殿。进新曲，未有名。会南海献荔枝，因名《荔枝香》。”

　　其实，说杨贵妃吃过广东、广西的荔枝，也比较符合逻辑。因为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身边就有两个广东人，颇受他们夫妻俩的信任。一个贴心宦官高力士，是潘州即广东茂名人；一个当朝宰相张九龄，是韶州即广东韶关人。这二位广东人，看到杨贵妃好这一口儿，就隆重推荐自己家乡所产，也在情理之中。

　　清朝历任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人称“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的阮元，就有过类似的推测：“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

　　《新唐书·后妃传》中更留有张九龄向杨贵妃推荐家乡特产的证据：“杨贵妃嗜鲜荔枝，岭南节度使张九章乃置骑传送，奔走数千里至京师。”这个张九章，就是张九龄的亲弟弟。为此，张九章还得了个大彩头——“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是，几乎没有人认为杨贵妃吃过福建的荔枝。虽然没有明文记载，唐时隶属于江南道的福建地区曾向杨贵妃进贡荔枝，但在中国史上的历朝历代，都请不要低估了各地官员向中央进贡表忠心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他们，一定会排除万难，以“有条件要进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进贡”的精神，给杨贵妃送去福建荔枝的。

　　因此，说是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各地的荔枝，杨贵妃一律通吃毫不为过。

　　进贡路线

　　荔枝对生长环境有着较为严苛的要求，它偏爱温暖湿润的南方。而在中国古代，都城往往建立在北方，这就造成了荔枝生产与政治中心之间巨大的地理距离。

　　《后汉书》为后世提供了了解古代荔枝运输的可靠证据。为了将荔枝快速安全地运抵皇宫，朝廷和地方“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建立起高效的运输和通信系统，这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物流挑战，同时也会耗费大量社会成本。运送鲜荔枝过程中，《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可见贡品运输的艰辛和对人力物力的消耗。

　　古代交通条件有限，荔枝的北上之路跨山越岭。为将荔枝等地域珍果从南方果园快速运抵北方皇宫，历朝历代的官员和商人不得不开辟特殊运输路线，建立起一套复杂的物流系统。一路快马加鞭，驿站接力，不惜代价与成本，进贡文化和地方特产在政治互动中的重要性由此体现。

　　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中，塑造了荔枝使李善德这样一个角色。在接到贵妃要吃新鲜岭南荔枝的王命后，他便开始殚精竭虑地计算。首先是从长安到广州的南下之路，全程一共5447里，路线为“离开长安之后，自蓝田入商州道，经襄州跨汉水，经鄂州跨江水，顺流至洪州、吉州、虔州，越五岭，穿梅关而至韶州，再到广州”。

　　而押运荔枝的返程之路，还需进一步缩短，最终在反复推算后，他制定了这样的北上路线：陆路与水路相结合，陆路走梅关道，抵达吉州后，转向西北方向，直奔潭州，转到西京道；水路弃马登船，从洞庭湖横渡长江，再沿汉水、襄河、丹河辗转至商州，再至陆路沿商周道冲入关中，走蓝田，灞桥到长安。转运全程4600里，所涉水陆驿站共计153处，历时11天。

　　具体驿站数量和里程，或许是作家结合史实的演绎，但好在用想象力填补了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细节，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了皇权的骄奢和对资源的调动能力，以及古人为达成使命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

　　马伯庸设计的路线，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他是有史书记载依据的。正是史书上这些文献记载，成为之后一条蜀道被命名的来源。原名为洋巴道的这段川陕蜀道，在后世被命名“荔枝道”，传播影响深远。

　　由于唐玄宗与杨贵妃传奇故事广为流传，以至于后世在评判荔枝道时，容易将之与唐代命运转折点联系在一起。作为一条跟杨贵妃吃荔枝联系上的蜀道，荔枝道在散发传奇色彩的同时，也容易带来一些认知的偏差。比如简单认为荔枝道就是专门为给杨贵妃贡献荔枝而开辟等。

　　对此，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教授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提醒说，由于“驿传荔枝”已经成为批评、讽喻唐玄宗昏庸的强大惯性叙事范式，所以要理解荔枝道，需要避免一些望文生义、想当然的误会或者理解偏差。

　　事实上，在荔枝贡京之前，这条古蜀道早已存在。作为古代先民南北迁徙的一条通道，是秦、巴、楚文化交融的一个载体。在三国时代，它作为间道存在。到了唐代天宝年间，这条道因荔枝贡京而繁盛。之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它的作用相比唐代有所下降，但依然在之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南北交通作用。

　　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在关于“蜀道”的介绍时就特别提到，唐代天宝年间的荔枝道上的驿站是不是专门为运荔枝而设，“就我个人的看法，按照唐代的交通标准，就算没有杨贵妃吃荔枝的需求，也会在官道上设驿站的。”

　　葛剑雄还提醒，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对于正史史料上没有直接说的，或者说的有限的，我们不能随意下判断。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说法，所根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后人推测的说法。从专业历史研究角度看，不应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纠结这条路是不是专门为了给杨贵妃送荔枝而设立的道。

　　“一条路的开辟和形成，有非常大的客观性。古人的地理知识有限，一开始开通的道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某条路线选的位置不好，不太便利，或者被突发的自然灾害冲垮了，那么就会改道。有一些道是古人为了打仗临时开通的，等到战争过去，和平年代的人们就会看这条道是不是合适日常使用，如果合适，那就保留，如果不合适，也就自然废弃了。荔枝古道的线路，在秦汉时代就有了，到唐朝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安史之乱中杨贵妃被缢死在马嵬坡，驿传荔枝这这种场景也随之消散在历史中。但一段道路的价值，要远大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唐宋以后，随着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移动，荔枝道作为国家一级驿道的功能减弱，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唐朝以后，历代王朝都将荔枝道作为通蜀的主要交通要道。

　　本文写作参考了江映烛：《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南方水果的标志性存在》、《长安的荔枝》背后：怎样才能把荔枝快递给杨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