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虹桥街“石板是滑的”。赶集时，别说各路客商，就连讨饭人也如同过江之鲫。沿街乞讨的，多半是软犊、瞙瞠、少胳膊腿的外乡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沿街匍匐乞讨的丝虫病患者，那双腿，粗得像大象，血淋淋的，让人不忍直视。

　　当然，也有好手好脚的讨饭人，平时会上门乞讨，其中就有本地的讨饭人。本地也有人到外乡乞讨，他们会谎称出去“讨生活”，仿佛把讨饭当成了一门手艺；更有甚者说，江湖谁都能闯吗？那些都是睡瓦背上受露水的人！那神情，仿佛是刚从天涯倚剑归来的大侠。

　　那时沦落到虹桥的讨饭人，多半留宿在修船社。修船社建在七村洞河口的河滩头，沿河还有木器社、水龙社，但只有修船社是没门没墙的瓦房。瓦可避雨，待修的木船就是大床，河滩也方便生火做饭。但修船社终究是个中转站，不宜长期安营扎寨，因为天天来讨饭的老面孔总会遭人白眼。于是过些时日，有些讨饭人趁夜色辗转蒲岐片区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后来我在蒲岐上学时，夜间常听到侯宅祠堂里的讨饭人在练唱道情，随着道情筒枯燥的节拍，那嘶哑的说唱声，倾诉着人生不幸与世事沧桑，也渐渐地潜入我的梦乡。

　　唱道情的按说属于卖艺人，但人们对上门唱道情的总是不耐烦。谁有闲心听着呢？都是抓一把米，或倒一碗剩饭赶快打发走人，本质上唱道情已被归同于讨饭人。当然，讨饭也得带饭碗，道情筒是行头，抱着道情筒总比仰着空手乞讨有面子，毕竟那是个行当，更是一门技艺——有艺不愁穷呐。

　　不唱道情的讨饭人，也有各自的能耐。典某是属于那种既不会唱道情，又没能耐的讨饭人。他笨嘴拙舌，上门乞讨时，不晓得讨好人家，伸手便说：“问你搝哪。”没有一点儿可怜卑微的语气，仿佛是人家欠他的。见人家不搭理他，又说：“覅啬，有来有去哪。”天啊！这不是在咒人家吗？莫非人家往后要反过来上他家讨饭？碰一鼻子灰就在所难免了。

　　要说最会讨好的讨饭人，非贤某莫属。他舍不得叫老婆全名，只叫单名“香”。香可从来没挨饿过，是因为贤某嘴甜，人家给他一把米，连忙弯腰道谢：“珍珠啊！真是发财人家……”人家抓一把番薯丝，他也不嫌憎，连声说：“金条——金条——金条——”况且，他很懂女人心理，常对女主人说：“我的香几天没吃东西了，香体弱，经不起饿啊。”女主人知道他在说谎，但想想一个讨饭的也晓得疼老婆，就红着眼去打一碗热饭。香脑筋不好使，从不开口道谢，像个哑巴。有一年，香竟然戴上了上海牌手表！当然，只是她老公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空表壳。香不晓得手表是空心的，整天心里美滋滋的。香跟着老公沿街走来，几个小媳妇正聚在门口做针线活儿，有人叫住她：“香——几点钟了？”香终于开口了，她把手腕向内勾成直角，举起前臂，将手表向小媳妇眼前一亮，咬着舌头娇滴滴地说：“你自眙一眙哪。”小媳妇一看，放下针缝活儿，跺着脚说：“当死，差点儿忘了做饭，还好香有手表！”香咧嘴露出粉红的牙龈，像是全镇最幸福的女人，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后来经常有人问香几点钟，都会假装一惊一乍地表演，让香炫耀一番，也从来没人去戳穿。

　　最有能耐的讨饭人应该是昌某，他是我邻舍，是个讨饭头。他不必出去乞讨，镇上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送上红包；好脚好手的外乡讨饭人沦落到虹桥，也得向他“贡奉”，因而他家很少有缺吃的时候。青黄不接时，他家里还浸着两缸粿呢！记得他将粿分给邻舍小孩时，都会悄声说：“覅响，快拿去蒸起来吃。”有年端午节，他将一整袋的粽子都分给了邻舍。他在讨饭人中很有威严，可我们邻舍小孩并不怕他，趁他醉醺醺回来时，缠着他要钱，每次都将他兜里的铅角子掏光，让他老婆心疼得要死。

　　讨饭头的衣钵只能传给儿子，因而他老婆想教女儿唱道情，往后有门手艺好谋生。我见过一次她带上女儿唱道情，她拍打着道情筒，女儿跟着节拍唱。平时都一起玩的女孩，怎么突然变成了讨饭人，我觉得怪怪的，恍若是期末音乐考试，老师弹着风琴，学生跟着唱；女孩显然很不耐烦，眯眼看着围观的同龄人，又不断向屋里张望，希望屋里的主人快出来，终止这场无奈的尴尬，好让她回去跳橡皮筋。

　　讨饭头生个儿子时，各路讨饭人都来道喜。酒席从门口一直摆到晒谷坦，足有六十多桌，很多讨饭人都是第一次作为宾客坐到酒桌上，个个都吃得满嘴流油，喝到地摇月晃。这是他们自己的喜事——丐帮总算后继有人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虹桥街上已几乎见不到讨饭人。当年的讨饭头可曾想，子女会成长为成功的生意人，还成就了一番家业？又有谁还会惦记他的“讨饭生意”呢？也许，只有当年那些吃过他粽子的小孩儿，才会在端午节时还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