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灵指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他们四位分别是字灵晖的徐照，字灵渊的徐玑，字灵舒的翁卷，以及号灵秀的赵师秀，因为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而且工唐律，时人称之为唐体。另外由于各人的字号中都带有“灵”字，因此被称之为“永嘉四灵”。

　　相对于中国诗歌史上的那些璀璨明星，永嘉四灵算不上顶流的诗人，往往只能以群体的方式，存在于中国诗歌史上。不过，“四灵”所代表的中国南宋中后叶的诗歌流派，作为宋代诗坛上的一个重要存在，他们又是我们谈论中国诗史的嬗变时，不可回避的。

　　（一）

　　笔者最早接触到“四灵”的作品，还是上世纪70年代，一首是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还有一首是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不过在当时文本里，作者可不是这两位，前一首是范成大的，后一首则被放在了归有光的名下。虽然选本是有名的《千家诗》，但是“四灵”被人漠视也是不争的事实。还好后来的人教版课标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和七年级下册），为翁卷和赵师秀拿回了著作权。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能被选入《千家诗》，可见是具有学习典范的意思的。而且在数百年后，更有权威的语文教材也选入了这两首诗。还有徐照的《三峡吟》，作为高考语文诗歌鉴赏题材料，出现在2014年的浙江高考语文试卷上。

　　这说明永嘉四灵跨越了时空，他们的诗作在诗歌领域里，还是有很高的价值与成就。换句话说，“四灵”的诗作多写琐细的日常生活，注重诗人本身的情感体验，用白描的手法写山水小景或闲情野趣，诗风平和冲淡，着重表现自然的秀丽和友朋的情谊，回归了诗歌的纯粹美。这也跟“四灵”生平经历曲折坎坷、社会地位不高相关。

　　相对于上文提及的两首七绝，其实“四灵”的作品以五律见长。他们的五律大多咏景言物，尤重中间二联，苦吟推敲，有些诗句确亦奇巧精致。比如徐照的“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徐玑的“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翁卷的“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赵师秀的“池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等诗句。

　　这些句子对景物观察细致入微，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不同角度捕捉形象，对形象加以巧妙安排、准确描绘、高低对照、色彩映衬、动静相生，有匠心独运之处，遣词用字、对偶声韵甚为讲究，收到很好效果，此为“四灵”工五律所能达到之最高成就。

　　这是对诗歌艺术本质和“行业”本色的复归。在这个层面上，“四灵”并不死撑面子，而在创作上另辟蹊径。他们从细小微末处做起，关怀民生，转向俗世，凡中作奇，用诗咏叹家乡秀美山水和自己平淡人生。

　　比如翁卷的《野望》：“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历来为人所称道。首句“一天秋色冷晴湾”，将“冷”字作动词使用，仿佛一天时间，就使得大地逐渐寒凉了下来。又云“无数峰峦远近间”，暗写云雾使得无数峰峦忽隐忽现于远近之间。末两句“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不仅写出了野望之趣，更富于哲理的味道。

　　这样的传世佳作在“四灵”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徐照的七绝《舟上》“小船停桨逐潮还，四五人家住一湾。贪看晓光侵月色，不知云气失前山。”形象又鲜明地写出了温州地域自然与人文风光。徐玑的《六月归途》，首联“星明残照数峰晴，夜静惟闻水有声”，颔联“六月行人须早起，一天凉露湿衣轻”，不仅写出了季节的物候提点，也写出了羁旅之辛苦。特别是对自己的五律说过“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的赵师秀，他的名句“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在当时就曾被广为传诵，还被人做成了画幅。

　　这就是“四灵”的价值与意义。作为古代众多文学组合团体中的一个，他们对于温州地区的人们，乃至中国诗歌史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四灵”代表着当时温州诗人们的最高成就，是温州地域文化的结晶，也是当时温州地域文化的重要成果。“永嘉四灵”以其鲜明、独特的风格，彰显了地域特色。他们将诗歌审美，重新引领回归到诗歌本身，这就是他们的诗歌作品的意义，也是他们在诗歌发展历程中，不可磨灭的价值。

　　（二）

　　今人评价“四灵”，认为他们小而好、充满灵性的诗篇在当时独标一格，颇有前抗“江西”、后启“江湖”之势。而这种以小敌大的现象，体现着古今永嘉的文化精神。现在回头看去，这种精神的产生，还是很有渊源的。

　　首先是“四灵”之前的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道统文学观盛张，于诗作上，理学家提出“以道学为诗”。对于温州出现的灵性诗歌，颇为看不上，学术大牛朱熹甚至挖苦温州学者：“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但朱熹的轻视反而刺激了温州学者和诗人，宋室南渡后建都临安，使地处东南海隅的温州，在经济和学术文化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堪称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在“四灵”之前，已有许景衡、王十朋、薛季宣、陈傅良等政治文化名人。与“四灵”同时，则有潘柽、卢祖皋、薛师石等诗家，更有叶适等一批著名事功学者活跃在朝野。

　　特别是叶适，他被称为南宋大儒、一代文宗，叶适和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在学术文化界具有广泛影响，这对“四灵”诗风起到从理论上提升和倡扬推动的作用。叶适是明确表态过厌弃晚唐体诗风的，当然他的言下之意是指当时的理学家。

　　当时正值理学盛行，导致“为文作诗要专意于道”的理念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将“文以载道”极端化，若反之则为“玩物丧志”。因而文学作品如诗歌的内容、题材单一，其中蕴含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等功能渐渐散失。

　　但“四灵”身为温州人，而温州偏偏是个群山连绵、碧水连天的地方，生活在其中的“四灵”受到了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诗则自吐性情、直抒胸臆，或田园山水、或生活琐事，甚至闲情别绪。这类题材恰为当时的理学家所嫌弃，这深深触动了“四灵”那敏感而失意的神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贵理学贱诗”的社会风气。

　　另外，当时执掌南宋诗坛的是另一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当然江西诗派由于太过注重典故、掉书袋的诗风，为世人诟病已久，已渐趋末流。因此，“四灵”诗派应运而生，以清淡简易的白描式诗风走上诗坛。这也是“四灵”所代表的诗派得以彰显的另一大原因。

　　如果仔细考量一下，永嘉四灵之所以出现在南宋诗坛的原因，我们大致能发现，他们是有明确褒贬和个人追求的。

　　江西诗派提出“资书以为诗”，永嘉四灵就主张“捐书以为诗”；程朱理学提出“以道学为诗”“诗以明道”，永嘉四灵就提倡“晚唐体”，主张“追求诗味诗境”；近世名家，作诗“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永嘉四灵就强调“以浮声切响、单字双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很快，“四灵”的诗作在当时取得了与江西诗派“相抵轧”的地位。与他们同时代的赵汝回说：“水心先生既啧啧叹之，于是四灵之名天下莫不闻。”

　　因而，“四灵”以诗作为陶写性情的工具，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抒发个人的感受，集内大多为流连光景、吟咏田园生活、抒写羁旅情思以及应酬唱和之作。现在看来，这点既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思想情志和处世态度相关，又和当时的诗坛风气有密切关系。

　　在创作上，“四灵”的诗歌越来越彻底地舍弃江西派的创作风格，师法晚唐，严格按照格律描写，属对工整，看不出半点人工雕琢的痕迹，清淡典雅，富有生活情趣，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江西诗派和理学主张的弊病，并带动了江湖诗派的兴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审美价值，在宋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页。

　　另外，永嘉四灵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诗风，还影响了后来的江湖诗派。受永嘉四灵熏陶，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者，被南宋另一位诗词大牛刘克庄称之为“永嘉多诗人”，诗风蔚然大振，大有江西派家的阵势；而且影响所及，下开“江湖”一派。严羽说：“江湖诗人多效其体。”刘克庄说：“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对江湖诗派的出现起了“道夫先路”的作用。

　　对于这个作用，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分析宋诗源流演变时说，在萧德藻、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四壁并开”之后，“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为“宋诗又一变”，对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恰当的评价。

　　（三）

　　之所以说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可以这么归纳：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者，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全祖望把宋诗的发展归纳为“四变”，从陆游等“中兴四大家”到“永嘉四灵”为其中的第三变。后人也因此认为温州诗歌可与“永嘉学派”“永嘉杂剧”并称宋代温州文化三大创造。

　　这种创造，可以体现在对后世的影响上。宋元和明初，是温州诗歌发展历史上最为发达的繁盛时期，名家名作迭出，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永嘉四灵诗派里名手众多，可谓阵营强大，影响广远。四灵倡率的晚唐体，在诗界得到广泛呼应,流行全国。刘克庄说：“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

　　四灵不求体大、但求思精，小中做大、以小搏大的创作门径，不光是四灵当年风靡东南半天下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恰恰体现了永嘉乃至浙派本土思维的主要特质。四灵自觉地借助永嘉群体创作力量，通过文化结义，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其实，这是他们有意为之的。《宋诗精华录》说的很明白：“翁卷，字灵舒，永嘉人，永嘉四灵之一。四人因卷本字灵舒，遂改道晖为灵晖，文渊为灵渊，紫芝为灵秀云。”由此可见，四人中最初只有翁卷字号中带有“灵”字，而另外三位都是特意改了字号的。由于永嘉四灵均出自叶适门下，所以这次集体改字号的活动，是否是四人自发的行为，还是如有些学者认为是叶适主推的，还真说不清楚。

　　不过经过这么一改，四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就有了“组合”的味道，声势日隆。然而，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的这个行为：他们是抱团取暖，还是组合出道？浙大赵平教授在他的专著《永嘉四灵诗派研究》一书中，明确表达了“组合出道以便炒作”的意思：

　　“永嘉是一个具有炒作土壤的地域……叶适热捧四灵，赚足人气，后又适时推出刘克庄等人；四灵之间共游、互赠、遥念、哭灵，题材类似，情感复叠，种种行为密集穿插，首首诗句相与描摹，自买自卖，不停地跟帖，构成滚动推进的炒作链。”

　　这种说法颇有市场。闽派诗的首领人物之一、眼高于顶的石遗老人陈衍也说过同样的意思：“自谢康乐山水名作，半出永嘉，永嘉遂为古今诗人渊薮。”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四灵诗派的成员们并没有气冲牛斗式的超迈豪情，他们独木难支，就像是老杜诗句“白小群分命”的小清鰶，只能同声相引，从小处入手，凭着“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将诗律做深、做细、做美。可以说，善于量力取资，集群创新，“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正是四灵诗派极为务实的辩证法。

　　务实的做派转化出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大家相互推荐提携。巨擘诗人刘克庄为“四灵”诗派诗人贾仲颖诗的诗集作序，就说温州盛产诗人，但他认识的不多，就连“四灵”之中，也是仅仅识翁卷和赵师秀两位；至于“四灵”之外，不认识的就更多了。贾仲颖也是我不认识的诗人。但他既然来自风雅之国，又是好诗友推荐，那么他的诗作是不用问也能知道很好了。

　　刘克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四灵”诗派的作品质量很高，二是“四灵”是当时温州诗人群体的领军人物。也正是这双重的意思下，东瓯的诗歌发展之路才很好地接上了唐诗之路，形成了一个延绵不绝的优秀诗人群体。

　　清初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的《宋诗钞》，选录两宋诗人一百家，其中温籍诗人八家（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林景照），占了相当的份额，就一个地区（州）来说是罕见的。宋以后遂为风气，历元明清至近现代，代出诗才。他们既有同郡诗人三十四家，也有受“四灵”影响的外籍诗人十二家，共约四十六家。堪称诗风流布，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