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清的档案史，2000年版《乐清县志》与续修的《乐清市志（1991—2013）》都有专章，记述颇详。但其记述开端，起于民国时期，对清代及之前的乐清档案管理及事业状况并未涉及。这里据旧县志的记载，作一些补述。

　　档案馆舍

　　现在可知的最早的乐清县“档案馆”建于北宋熙宁元年（戊申，1068）。当时，乐清知县刘握建成县署内楼，“以藏敕书及簿籍案牍之备检索者”。“敕书及簿籍案牍”就是档案；之所以专门说明是“备检索者”，大约是为了区别于现行文书。《文献通考》卷五十二“职官六”说宋代中央政府的“主管架阁库掌诸藏帐籍文案”。可见刘握所建的乐清县署内楼就是本县的“架阁库”，也就是现在说的档案馆。

　　这座内楼，由于建筑材料“易朽而速坏”，修葺了好几次，后来就不能用了。南宋淳熙五年（戊戌，1178），时任乐清知县袁采重修外楼和内楼，内楼于年底开修，次年上元（正月十五）落成。袁采为此写了一篇《重修县楼记》，现存于明永乐《乐清县志》卷四。在记文中，袁采提到，内楼“其北为同僚宴坐之所，榜曰‘内观’……旁列大牍以藏吏案，专局以司其出入”，可知架阁库仍在内楼。

　　淳熙之后架阁库的情形不详。永乐县志卷六“古迹”说宋代的架阁库“在县治西庑前”，似乎在淳熙之后迁出内楼了。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连同架阁库在内，整个县署内外楼都被方国珍部烧毁。之后县尹宋宏彦重修县楼，架阁库似乎也在工程项目内，并且一直沿用到明代。

　　永乐县志卷四载：“架阁库，三间，在（正）厅西北。”成化十七年（1481），知县徐颐翻新县楼，正堂西北设架阁库，开间仍是三间，应该是延续了宋宏彦重修以来的规制。到隆庆县志（隆庆六年，1572年修成）之时，架阁库已经由“旧三间，在堂西北”改为“今一间，在东后”。规模缩减的原因未详。

　　清代，县署楼房多次修建。其中嘉庆二十五年（1820）知县刘荣玠重修后架阁库的位置是这样的：治厅（正堂）之左（东）为耳房库，耳房库之南为架阁库，三间，南向，“册籍藏焉”。同治四年（1865），因太平天国运动损毁县署，知县舒时煜予以重建，包括架阁库在内，整个县署基本恢复了刘荣玠重修的面貌。此后直至民国建立，县署规制应当没有发生较大改变。

　　档案管理

　　袁采《重建县楼记》提到内楼有一处“列大牍以藏吏案，专局以司其出入”，可见当时已经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档案管理。

　　宋代官方的档案事业已经相当成熟，对地方架阁库的管理也有明确规定。如《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规定：“诸架阁库，州职官壹员，县令丞簿掌之，应文书印缝，计张数，封题年月事目并簿历之类，冬以年月次序注籍立号编排(造帐文书别库架阁)，仍置籍。遇借，监官立限，批注交受，纳日勾销，按察及季点官点检。”乐清有档案管理应该早于袁采任知县之时，但设置“专局”管理档案馆舍也许就始于此。

　　明代乐清设有专门的“架阁库典吏”，归口“勘合科”，与承发典吏（负责文书收发）、铺长（相当于邮政局长）属于同一科。

　　清代的康熙、道光、光绪三种《乐清县志》都没有记录本县架阁库管理情况。兹引用其他县志记载作为参考。

　　光绪《镇海县志》卷七引乾隆县志：“其东间改为架阁库，以贮堂厨版籍、各年征册，及关粮产源流，悉令收架，责总科典守。”

　　乾隆《连城县志》卷之六：“明建官……架阁库，典吏一名……国朝建官……架阁库，典吏二名。”

　　照此可以推断，当时乐清的架阁库也是有“总科典守”的，而且最有可能是延续了明代的建官制度，由典吏具体负责。

　　这里顺便谈一谈旧时档案馆与图书馆分设的情形。道光县志卷三记载刘荣玠重修县署时提到：二堂之后为内衙，有后堂、后楼、书房等。这里的“书房”是“内衙”的组成部分，似乎不是刘知县的私人用房，可以看作是官办藏书场所，相当于现代的图书馆。书房与“册籍藏焉”的架阁库并列，说明至迟到嘉庆年间，档案馆与图书馆已经分设，在业务和管理上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

　　档案业务

　　从《庆元条法事类》可以看出，宋代档案业务的分工已经很细密，档案征集、整理、编目、立卷、编研利用与档案统计等都已经有操作规定；专业档案业务也有特殊规定（如“造帐文书别库架阁”）。这里从县志里摘出两条与业务相关的记录。

　　宰官名单与档案利用等业务。

　　永乐县志卷四附有一篇周邠《县厅记》，记文说：“求其县令之题名者未尝有焉。然宰字之官……自雍熙前不可得而知，惟端拱以来庶可详其姓字……要其名字之所著则来者可以序观之……”

　　品味这段记文，可以推断文后一定有一份端拱（988—989）以来到周邠（熙宁八年任）为止，历任乐清知县的名单，很有可能还记有任职年份。这份名单的来历，想必就是本县架阁库收藏的档案。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乐清最早的档案利用实例。

　　另一方面，永乐县志的知县名录，恰好也是从端拱二年开始的，说明周邠时代的人事档案在后世修志中也得到了利用。因此，又可以推断出在永乐之前、宋代淳熙年间袁采主修县志时，存在一起利用档案修纂方志的编研实例。

　　从周邠的记文还可以看出，雍熙（984—987）之前乐清县的档案收集保管业务做得并不好，最起码在人事档案方面做得不够理想，以至于连“宰字之官”的姓名都失传了。

　　敕书楼、手诏亭与档案展览宣传。

　　据永乐县志卷六“古迹”记载，宋代在县署南面曾建有敕书楼与手诏亭。袁采《重修县楼记》也提到内楼修成后，“大书敕训刻置其中……使登楼者因睹敕训则思自省而知警诫焉”。敕书楼与手诏亭的功能，跟袁采所说的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将收藏的朝廷敕书和上司训令复制雕刻，在特定场所展陈，以便官吏士民学习领会，内化为思想行动指南。这相当于现代的档案展览业务，同时含有档案宣传的功能。

　　最后谈一点与档案利用有关的阙疑。道光县志卷十一“艺文上”存录了南宋诰敕三种，但未著其出处。现存的明代永乐、隆庆两种县志都没有存录历代诰敕；宋淳熙县志、元大德县志虽然佚失，但比照所见的宋元郡县志，似乎也不会有这种条目。南宋朝廷发到本县的诰敕原件想必早毁，笔者迄今也未能在其他文献中找到上述三种诰敕，那么道光朝修志者的资料来源在哪里？会不会同上述敕书楼、手诏亭陈列的石刻复制件有关？不敢妄断，确切阙疑以待方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