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故事
■王夙慧 整理
1919年，我出生在乐清县盐盘上段村，7岁时家中一贫如洗。那年冬天，父母带着我，顶着凛凛寒风，挑着一箩筐的家当来到柳市包宅村，租用破房安身。 当时柳市是较为繁华的集镇，只要勤劳，老百姓都能找到谋生之路。父亲租地耕种，母亲在柳市振丰布厂做工织布。我是家中老大，弟妹相继出生，我上完小学二年级，家庭条件迫使我不能继续念书，只好放弃学业，自食其力。由于年纪太小、个子又小，我只能割草、拾稻穗、捡槐豆夹、砍柴。 1933年，父亲将14岁的我送到柳市振丰布厂当学徒，厂里管饭吃没有工钱，但粗活累活都要干。老板看我年龄轻，将规定3年的学徒期改为4年。振丰布厂每年3月到5月还同时经营孵坊生意，我每天三餐送饭，给老师傅盛饭，晚上还得烧夜餐、洗碗，到下半夜才能睡觉。八月十五一过，工厂就开夜工，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得一个人卷六十匹布，天天如此。回忆在振丰布厂的5年，虽然十分艰苦，却给了我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也让我懂得一些人生道理。 1938年，我已是家里顶梁柱，想着再这样长期给人做工，别说摆脱困境，就连生活也维持不了，于是和父母商量，创一番事业。父亲是个一向替人做长工和租别人田种的老实人，并不支持。我想就凭借我在布厂5年的学习和母亲在布厂做工织布的经验，做布料生意会有前途，就东借西凑买了一台旧织布机。由母亲来织布，我背着织好的布走街串巷地叫卖。 柳市已经有好几家布厂，个体零碎的卖家没有市场，我和母亲商量，从那些已有规模和名气的厂家争夺市场和销路，要有比他们质量更好的产品。老百姓生活条件较差，对布料的牢固度比花色和多样性更看重，而我们生产的布料只能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求，我把产品和市场需求高度匹配，注重布料的密实度和厚度，布一拿到市场就特别受欢迎，有了开创阜丰布厂的基础。起初，只有我和母亲在做，慢慢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也来帮忙，经过几年努力，家庭织布作坊稳步发展，积累一定资金，从而使我产生再扩大生产的念头。那时柳市私营企业逐渐兴盛，一些专业市场逐渐形成。我认识到要发展生产仅依靠几个家庭成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聘请有技术和有经验的工人，增加设备，扩大生产，我们雇佣10个工人，将两台织布机发展到四台织布机。因为自家生产，没有厂房，于是向包宅村包可梅租用两间小楼房作为工厂，正式成立柳市阜丰布厂。 阜丰布厂成立后，经历几年快速发展，织布机发展为8台，其中铁轮机2台，雇佣工人发展到20人。因厂房不够，先后多次搬迁，租用房屋保证生产发展需要。1943年，为了生存，柳市颇有名气的振丰、大华、恒久和阜丰四家布厂合并成立振华棉织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范围，开始纺纱、染色等，形成完整的生产销售系统。由于战争影响，棉织公司的原料运输越来越困难，影响正常生产，1944年，经常出现停工待料，公司无法继续生存，只好各自找门路，重新分为四个工厂生产。布厂独立后，我全身心的投入经营，首先调动人力，四处奔走，解决原料问题。同时，我抓产品质量，棉布质量除了平时督促检查外，在出厂前还要再次经过严格检查，次废品决不出厂。对进出、收发棉纱棉布都做到过称计量，损失要赔偿，降低生产成本……随后，我以一年40包棉纱的租金租用包宅村的十一间房作为厂房，重整旗鼓投入生产。经过一年努力，1945年，织布机扩充到30台，雇佣工人发展到60人，我们率所有布厂之先在温州设立阜丰温州发行所，棉布远销南方、台湾。我们在柳市包宅公路旁买地建新厂房，使阜丰布厂在柳市站住脚，扎下根。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企业发展走上新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实行私私合营与邻村大华布厂合并为大丰染织厂。1956年大丰染织厂又与其他布厂合并成公私合营的“乐清棉织厂”，随后转成地方国营“乐清棉织厂”，我到了县百货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落实对老工商界人士的各项政策，成立新的工商联合会，使老工商界人士能发挥余热报效祖国。改革开放后，柳市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我想要再干点事。1984年，我已65岁，家中子孙满堂，本该安享天伦之乐，但我闲不下来。家家户户都建新房或者修旧房，对玻璃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卖玻璃成本相对较轻，不需要大场地，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在包宅村长青路的店面里开起玻璃店。 哪怕就买一小块玻璃，我也会接下生意，按照顾客要求的尺寸切割，让其立等可取。起初学习割玻璃时，我操作不熟练，手指上成天贴着橡皮膏。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宁愿亏本，我也保证玻璃尺寸精准、质量上乘。店里生意红火，二儿子和他的女儿刚好暂时没有工作，来帮我打理店铺。1989年，古稀之年，对于体力活，我渐渐力不从心，就把店铺全部交给当时赋闲在家的二儿子，真正过上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