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温岭新河中学（省一级重点中学）任教多年。上世纪60年代，乐清一些中学的领导到温岭参观访问，柳市中学的几位领导随访，偶然发现我在此校，大为惊讶，问：“你怎么在这里呀？”我一看，原来是柳市中学的书记和副校长，副校长还是我小学的老师呢！当时，大家都很意外，也很激动，他们纷纷表示：“你何时回来，我们欢迎！”身为异乡为异客，偶遇亲人尤为亲，一时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1962年下半年，我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由国家包分配。杭州大学由浙江师范学院合并过来，其培养目标少不了当教师。学校发给我们工作分配表，我的志愿自然填了温州、乐清等地，最后有一栏，每人必填“服从分配”，我也担心放弃这一栏的严重后果，照填。

　　一个星期后，学校发下分配通知书，我打开一看，是到台州教育局报到。一愣，我没填台州呀，既而立即想到我是填了“服从分配”。第二天，同学们卷起铺盖，互相握手告别，手攥通知书到各地报到去了。

　　我们坐上长途汽车往台州方向而去。这条线路，我以前没有走过，都是绕金华、宁波方向先坐火车，接着转车回家的。那年是10月份了，恰遇强台风过境，西湖水满为患，沿路都是水患之后留下的惨像，沙石公路坑坑洼洼，车轮颠簸晃荡，农田里庄稼倒伏，路旁电线杆上挂满了残枝败叶。面对如此景像，车内乘客感慨万端，议论不止，说这次台风携风带雨，山洪暴发，到处是汪洋大海。山里人可遭殃了，有一对新婚夫妇家的嫁妆被洪水卷走了，好多人圈子里的猪羊被冲走了，有一所学校里的孩子们的课桌、学习用品也随水漂走了……听着听着，我们似乎也身陷其境，我们的分配之路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啊……

　　到台州教育局报到后，我们被要求先住进招待所等通知。大概过了三天吧，局里来人要我们去接分配通知单，一看，是要到温岭教育局去报到。当时，温岭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只知乐清北面与黄岩为邻，询问了几个大概是温岭籍的同学，才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呵，想不到温岭也是“邻居”啊，怪自己孤陋寡闻。

　　我们都在红旗下长大，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我们人生旅途上的宗旨。而且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当时地方上的教育情况也一无所知，能有什么所求呢？只能等待组织上的分配，听凭命运的安排，终将久为他乡为吾乡啊。

　　到温岭教育局报到三天后，分配通知下来了——新河中学，其中还有一位数学科的孔同学。首次听到这所学校，一头雾水。次日上午，我俩携带行李来到温岭城关汽船埠头，马路对面是温岭老汽车站。坐了一个上午的汽船，到了新河汽船埠头，经打听得知这里是寺前桥江，河面有几十米宽，埠头也颇宽畅，对面有商店。汽船是中途路过停靠，上下船时乘客争先恐后，手提肩挑的，扶老携幼的，一派繁杂场景。我们在忙乱中把行李搬上岸，举目四望，不见学校的影子，一打听，说还在里面呢。

　　我们站在陌生的码头上，正在张望之际，突然从人丛中挤过来一胖一瘦两个人，肩扛扁担，手握绳索。我们还在呆愣之际，他们一边问我们：“挑行李吗？”一边就搬起行李来，三两下把行礼放在绳子上捆扎好，串上扁担问：“到什么地方？”我们见他俩是挑夫，就告诉他们要去新河中学，也没问多少钱。他们一下蹲，提起扁担一上肩就起步了。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胖挑夫挑的是孔同学的行李，挑我的行李的是瘦挑夫。胖挑夫挑起行李脚步飞快，不一会儿就往前去了。瘦挑夫开始还跟得上前去，没多久就慢慢落下来了，只见他脚步缓慢，挑担有点晃荡，似乎饿着肚子干活，与前面的距离越拉越远。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沟一直向北走去，前面到了一条小小的石板桥折向西去。我看瘦挑夫挑担脚步晃荡不稳，而我是个三跑马拉松的年轻小伙，看他这样子还来做挑夫，大概出于怜悯之心吧，就上前说：“我来挑一下，你歇一歇，行吗？”这种主客倒置的做法，他竟同意了。我接过他的担子——我的行礼担，健步如飞地向前，没多久就赶上前面的胖挑夫。又挑了十几分钟，来到一街口城门下，沿墙脚折向东去，据说不远处就到校门口了。这时，我才止步放下担子，对瘦挑夫说：“接下来你挑进去吧，再让我挑，不好意思吧？”瘦挑夫当然无话可说，而他的眼神里有没有感激之情我也不知道，只见他低头接过担子，向校门口而去。我跟随他一脚跨进新河中学校门口的时候，心里瞬间像打开了一扇窗：我的教学之路，将从这里起步了!

　　在这个小镇上，竟还存在城墙，而新河中学门口是从城墙中破“肚”而开的，门口左边有一个低矮的挨墙而建的传达室。我们沿着一条大道一直前行，到了办公楼，办理了报到手续后，我被安排到西边被称为“青年村”的楼上靠近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这一安顿，一晃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了。我的青春年华，抛洒在异乡热土上，直到1986年夏，乐清中学的一对温岭籍夫妻教师找上门来与我对调，我才叶落归根，扎根柳市中学。后来乐清中学的游校长、叶教导主任碰到我，责怪我没落实到他们那里，并嗔怪道：“早知这样，也不让他们与你对调了！”哎，故土情深，实难割断啊……